1 埃利亚斯流派—历史社会学导入体育社会学

讨论体育研究中运用历史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埃利亚斯是必然提及之人物。一方面，他是为数不多把研究触角深人到体育领域中的社会学家;另一方面，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和形态社会学理论影响了一批体育社会学者的研究取向。从埃利亚斯的学术生涯看，他的理论和研究工作长期以来被主流社会学界所忽视。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理论在二战前已经形成，然而，该理论在学界产生影响却发生在30年之后。他惯用动态的分析方法，关注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国家与暴力、文明化进程以及情感理论等。在历史社会学著作序列中，埃利亚斯占有一席之地。卡尔霍恩甚至认为，在欧洲历史社会学“复兴”之前也出现了一些重要著作。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埃利亚斯，尽管其代表作[Elias,1978(1939),1982(1939)〕在出版三四十年后才发生影响，但它反映的实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开始了这方面的重要工作。

20世纪50,60年代，埃利亚斯对体育运动所引发的社会现象产生了浓厚兴趣。不过他着手体育研究时，体育社会学还处于起始阶段，不被社会学界所关注，更缺乏社会学家的研究。事实上，在《文明的进程》中，埃利亚斯已关注体育运动背后的社会现象，用以论证文明推动人类行为发生的特殊变化。他认为社会规则准许下，人的战斗欲和攻击欲在竞技比赛中得以表现。埃利亚斯的著作《QuestforEx-citement》系统阐释了他的体育社会学理论。诸如对体育中暴力现象、足球流氓行为、球迷情感宣泄等问题的研究，这些分析体现出历史社会学研究范式。在该著作的序言中，埃利亚斯描述投向体育研究时的心境:“我还清楚地记得，邓宁与我讨论关于体育之研究……我认为我们在体育研究方面仅有绵薄之力。可见，一方面，作为社会学家的埃利亚斯，在进人体育研究领域时的谦逊态度;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整体局面。埃利亚斯历史社会学的理论品质以及后续研究者在体育社会学中对其理论的苦心耕耘，形成了体育研究的莱斯特学派，成为历史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体育研究的先行者，给体育社会学带来了想象力。

邓宁继承并发展了埃利亚斯体育社会学理论，分析现代竞技体育演变和进程。在1971年出版的《体育社会学》著作中，邓宁把埃利亚斯理论充分吸纳到研究中来[7es。在另一著作中，邓宁分析了近代足球运动的文明化进程，包括足球运动的演变，何时分化为足球和橄榄球，以及两种运动的发展。邓宁总结了以抑制暴力为主旨的文明化进程与现代竞技体育产生的关系，通过对足球流氓这一英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剖析，借助文明的进程中“理性暴力”的理论，为历史社会学运用于体育社会学创造性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ges。他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成为验证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理论的基础J陛依据之一。除邓宁之外，一些体育研究中的形态主义者坚持运用埃利亚斯的理论体系，从“敏锐”的概念架构中找寻视点和方法，如形态、文明的进程、权力、参与和脱离、暴力、体育化等，这些概念赋予研究者新的切人视角来审视体育现象。例如，杨选取美国和加拿大的冰球运动为调查对象，以埃利亚斯“暴力”概念审视体育中暴力问题。马奎尔运用文明的进程理论，研究体育全球化进程，从而解构埃利亚斯“体育化”的概念。菊幸一不遗余力地在日本体育社会学界宣扬埃利亚斯的理论和方法，用以解释日本竞技体育中的暴力现象以及棒球运动的形成和演变。

2 古特曼的历史社会学分析:体育史学家的想象力

历史社会学的学科夹杂性，也给历史学家们带来了社会学的视野。从体育史学家研究中所运用历史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能够看出历史社会学在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开放性。艾伦·古特曼是美国知名体育历史学家，曾担任过北美体育史学会会长，撰写过大量有关体育史的著作。其第一本著作《从仪式到记录》著于1978年，至今仍是研究体育史和体育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在该书序言中，古特曼指出，“如若不能确认体育与社会之间存在一种关系这一命题，我就不会着手写这本书”。由此可见，古特曼并没有局限于体育史研究，而是通过史料寻求体育活动背后运行的社会机理。他对现代竞技体育特征的分析体现了历史社会学视野。如在竞技体育概念的相关研究中，古特曼以文化史学作为切人视角，分析了古希腊时期的运动会，原始部落的身体文化以及现代美国竞技体育文化，进而抽象出7个竞技体育的特征:世俗主义、平等竞争机会和条件、角色专门化、理性化、科层化、量化及追求纪录。古特曼的另一著作《竞技体育:第一个五千年》是一部“非典型”的体育史著作。在该书中，其研究视角儿乎从古至今，从远及近，避免刻意分析史料的自身价值，而是对不同时空中的史料进行分析、比较、整合，进而阐释竞技体育的发展。

可以说古特曼是以社会学的方式来探究体育形态历史演进。他的历史社会学方法体现在:通过比较不同历史时空中的民族文化，进而得出竞技体育的特征。如在分析竞技体育世俗主义演化时，古希腊时期的竞技运动会逐步退去宗教意义色彩，变成“城邦普通人世俗生活的一部分”。在古罗马时期以及17至19世纪的竞技活动中也反映了世俗主义，而现代竞技体育更充分地展现了世俗观念。在对竞技体育特征的分析中，古特曼运用了时空比较的方法，进而得出:一方面，现代竞技体育是为自身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另一方面，亦是为其他的世俗目的。虽然古特曼以阶级、种族为引人从而得出竞技体育的社会分层特征，这些论据是建立在他深厚的历史学分析背景基础之上，并没有聚焦于时空中某一阶段，而是一种动态的延续，这是历史社会学研究中所推崇的范式。作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体育史研究中的引路人，古特曼对美式足球的起源以及早期阶段的发展研究中，借鉴了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理论。在论述体育起源和发展时，古特曼展现了历史社会学的脉络，对马克思主义和韦伯式的体育起源分别进行阐释，认为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是阶级演变在体育起源和发展中的作用。古特曼站在中立角度，评判两种理论体系的介人，没有掉人两者的理论思索。古特曼并未“超然”于史料分析，他不是一个观望者，而是乐此不疲地“介人”其中，成为一个研判者。这一点有别于埃利亚斯流派研究，即“把读者带到一个有望在自己的生活中加以印证的特定的哲学或社会学立场”。可以说，古特曼是体育史研究中最靠近社会学家的研究者。

3 沃尔的研究:早期体育社会学家的想象力

有关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著作早在1921年就已经出版，当时并未引起学界注意。二战后，埃利亚斯、布迪厄等社会学家把体育社会学作为研究领域的开垦地之一，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真正立志体育社会学研究，把其作为学科来创建的是波兰体育社会学家安杰伊·沃尔，他被认为是体育社会学的开创者之一。20世纪60年代，沃尔发起创立了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创办了《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沃尔研究议题广泛，早期多为创建体育社会学学科而进行论著，如对体育社会学概念与研究界限的阐释[m,，关注波兰农村体育和工人体育的问题。年代末期至70年代，沃尔转向体育文化(Physicalculture)的社会问题研究，以及体育运动参与和体育社会化[z01。800年代后关注体育文化哲学。沃尔的研究活跃期正处于波兰社会主义时期，不过在他的研究中没有夹杂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抗下理论抉择的痕迹，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立场，保持了“超然”而非“介人”的态度。

沃尔尝试把比较历史的方法应用于社会逻辑研究中。他沿承早期社会学家的研究范式，从历史材料中分析竞技体育的社会学现象。按照他的表意，是社会历史(Social-historical)的方法。在他的《体育的社会历史基础》著作中，体现了历史社会学方法。该书研究内容包括:英国体育发展的社会基础;西欧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层的体育;资产阶级体育盛行时期;波兰体育的源流;体育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资产阶级体育发展的困惑。沃尔在书中结论指出古代体育、中世纪体育以及原始部落体育的提法并非明智之举，这是因为体育术语出现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是身体文化所关联的具体形式。沃尔在研究中并没有提出历史社会学的理论视野，然而却不自觉地运用了历史社会学的方法。他把比较历史方法应用到体育社会学中来，并深谙其道。沃尔始终坚持依据被普遍验证过的历史事实这一原则，试图寻找哪些问题是导致体育运动被历史决定的社会前提，试图用正确的方法勾勒体育运动的全貌。沃尔致力于体育社会学学科的建构，他认为体育社会学应当超越理论范式的争端，社会学派、历史学派、分析法派、功能主义以及经验学派已然对当代的社会学做出了它们的贡献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