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能邀请一些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领域的“后来者”来谈论对这个领域的基础性理解。关于学科发展的问题一般都是由“先行者”来阐述和铺陈的，但这并不妨碍“后来者”可以参与到这种方向性的话语中。“后来者”如果不掉队，早晚也会成为“先行者”。因此，“后来者”对学科的道路要建立起一个大致清醒的愿景和理想。一个缺乏共同愿景的学科很难真正繁荣，一个缺乏学术理想的“后来者”也很难获得内在性成长。在相对稳固的学科方向上有序传承，在先行者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这是“后来者”应有的学术责任和贡献。我们不能否认医学伦理学内部存在着代际问题，但这并不是说“先行者”和“后来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认识冲突，而是说“后来者”的成长环境与“先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尽管存在差异，相信我们还是可以就学科愿景达成一种基本的共识，进而不断推进。因此，讨论什么是“好的医学伦理学”就成为了一个历久弥新的命题，因为这是我们必经的道路。

第一，好的医学伦理学首先是哲学的，要追求理论的深度，要有思想上的抱负。医学伦理学家并不是直接“解决”医学道德问题的专家，而是对这类道德问题进行系统解释、分析和论证的思想者。医学伦理学不是道德工程学，不应只撷取道德哲学的某一种经典理论加以简单应用，而是需要系统反思现实以及自身。医学伦理学也不能太多倚仗实证科学的工具性手段，要明晰自身在本质上是人文学科，核心问题是回应什么是好的价值观。不但要有能力去发现和鉴别“医学是什么”，而且要有能力论证并有勇气说出“医学应当是什么”。

第二，好的医学伦理学离不开与医学的深度对话。医学伦理学不能只是局限在人文学的一般性层面上泛泛而谈，而是要进人与医学的深度对话空间。这种对话并不是站在道德高地上对医学的武断洁难，而是要首先倾听医学的声音，理解医学的话语，对医学的发展进行善意的提醒，甚至是不厌其烦的告诫。好的医学伦理学要充分理解现代医学的复杂性，要体谅医生面临的真正挑战和实践中的迫切需求，在此基础上去帮助医学更深度地与社会衔接，帮助医生更深度地去理解病人，以克服现代医学的局限，让医学能全面发展，好医生得以养成。

第三，好的医学伦理学要真正参与到医学道德建设中去。医学道德既有内生性，也需要外在的建设。为此，医学伦理学者要在IRB会议上、在医学教育规划中、在卫生管理意见征询时等各类组织活动中发出学科的声音。

第四，好的医学伦理学要正确对待西方的学术资源。西方的医学伦理学理论话语和道德实践仍然是成长中的中国医学伦理学绕不开的先行者，但我们对其认知得并不准确和深人，仍然需要中国的学术界认真系统地阅读和反思西方医学伦理学理论，努力理解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这样才会少一些虚妄和谬误。西方的理论是工具，不是口的。我们最开始可能是抱着寻找“道德药方”的态度来阅读西方理论，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方理论只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他者。中国的学术界需要在国际对话中回答“什么是你的贡献?什么是你对中国的贡献?”对此我们做得还不够。

第五，好的医学伦理学要面对当代中国社会道德价值多元化的现实。回避或者不尊重这个事实性前提，都会使我们的理论陷人某种空谈。面对道德价值的多元化，医学伦理学也面临着被消解的风险。好的医学伦理学并不是“无立场”的伦理学，而是理应成为医学职业伦理上的道德保守主义者，这应当获得理论上的辩护。

为了避免医学伦理学的“幼稚”与“无聊”，中国医学伦理学界的“后来者”理应有所担当。在不断追求好的医学伦理学的过程中，学科的生命力就会勃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