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基于文学和影视、游戏、动漫等产业的跨界整合，给文学带来了多种可能性。当代的中国文学版图还在变动中，人们没法预米}未来的文学样态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但可以想见，未来对当下文学史的写作会非常困难。如果继续用“经典诗学”的观念对当下主流文学圈自身的文学审美的“合法性”进行“经典化”，并将其串连到文学史的“作品链”上，那么，当下文学鲜活的异质多样化元素将会被遮蔽，久而久之将形成自我封闭的小圈子，无法在公共话语平台实现有效的交流，基于自身审美立场的文学史“经典”评价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活动来说就没有意义。面对当下复杂多样的文学版图，文学研究该如何切人呢?在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以往的文学史观。高小康曾提出文学史应该是“作品链和叙述语境发展演变的历史”备，提醒我们要关注文学作品链背后的“活动史”，并认为“文艺理论研究需要从经典的、普适性的理论观念到非经典的多样性理论观念的转变”，建立一套“非文本诗学”。为此，笔者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文化现场”的思路，以探讨一种新范式的可能性。所谓“文化现场”是指对文学活动的各方面进行整体性考察分析，从文学文本拓展到文学发生的现场。    

“文化现场”有点类似于“文化考古学”的思路。当器物发倔出来时，考古学家不仅仅关心器物的形制、花纹、材质、审美、年代等方面的问题，还须要关心器物发现时的位置位于哪个“文化圈层”等问题，并用“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献”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器物在它被使用的年代如何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以此深人到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历史断面。如果把文学作品比作考古器物，“文化现场”思路下的文学研究不仅要关心文学文本本身，也要对文学文本诞生的环境作整体性考察，而不是急于用自身“审美权力”的判断对文本作出价值评判。对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文化现场”。    

首先，就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现场”的思路意味着把文学关注的对象从少数固化的文本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文化现场”思路下的文学研究的对象不再限于主流文学圈的严肃文学或纯文学创作，或是获得主流文学“审美权力”认同的文学创作，而是抛开“美学合法性”认同的偏见，关注当下中国文学版图中最大的“文化现场”—所有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创作活动。正如韩寒、郭敬明等“80后作家”，不论他们有没有进人当代文坛，有没有获得主流文学圈的接纳，其文学创作活动不可否认的是当下文化现场的一部分。此外，还有正在形成的一种“互联网+”时代的文学，无论是“盛大文学”，还是收购到腾讯旗下的“阅文集团”，中国文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发生颠覆性的变革，文学正从封闭的个性化写作转向为读者、粉丝写作，构成了庞大的文学产业链，文学更倾向于“文学产业”，而不再是古典文学时代精雕细琢的传统工艺。    

其次，就研究范式而言，“文化现场”的思路要求我们从以文本、理论为中心的静态研究转到对文本诞生的历史环境、文学生产等“现场”的动态研究。这不等同于文学史教科书上简单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等泛泛的交待，而是深人到具体的文学活动的内在机理中，把文学活动当做产业来看待，留意其一整套的运作机制和运行环节。作家进行“文学生产”时，其文本内容、传播渠道、文学受众(包括普通读者、粉丝和批评研究者)以及所有环节背后的文学生产制度，加上文学的社会文化语境，便构成了文学的文化生产机制。以往的文学研究中，人们只关注那些浮出水面的经典之作。因为“经典”评估体系对“商业文学”的蔑视，商业小说等只能是“稗官野史”。如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唐宋八大家”都是将政治才华“售与帝王家”的官员，其余的大部分作家也都不是专职从事写作的“业余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研究都忽略了创作者是如何生存的，好像作家不需要吃饭，不需要养家糊口。情况到今天发生了逆转，在纯文学时代是生产决定消费，而受众时代则是消费决定生产。如《荷马史诗》是西方文学源头的经典文本，同时也是西方古代的“口头消费文学”。如果说纯文学时代的文学卖场是以主流纯文学期刊为平台的“供销社”，受众时代的文学卖场则是以各种新媒体为平台的“文学超市”。文学生产机制的变革，带来了“文化现场”各个环节的变化，这就须要研究者对各个环节进行分析观察而后形成整体性的研究。    

最后，就研究理论和方法而言，“文化现场”的思路意味着须要将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从经典文本分析与理论解释方式转向跨学科的研究路径，大胆借鉴文化研究、文化人类学、文学社会学和媒体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当前，有学者担心文学边界过于扩大而失去了文学的本质属性。从西方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最后都被各个学科“收”了回去，不但没有丧失自身的学朴属性，反而使研究思路和视野更加开阔。比如文化人类学研究强调“现场”的田野调查，本身就暗含着价值中立的立场，即研究者对自身所处的价值立场和文化观念保持审慎的检视，不以自身的文化规范和价值尺度来评判他者或要求他者，而是跳出自身立场的局限，以一种“理解”和“同情”的态度来看待研究对象。从当下中国“文化现场”的发展趋势来看，“粉丝文化”时代已经来临，用传统理论阐释文本的研究方法已经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比如玄幻仙侠小说《花千骨》，单从文本本身看不出有何过人之处，甚至连它的部分粉丝都批评其语言、文笔粗糙，情节幼稚，过于“玛丽苏”，但还是阻止不了该小说在网络的红火，以至于改编的同名仙侠剧在电视台还未播完，就在优酷的网络点播中超过两亿次，一时成为“现象级的优质内容”产品。“互联网+”时代的跨界整合已经成为时尚，如果不寻求文学研究方法的新突破，文学研究者将无从下手，更不用说和当下文学进行有效的“沟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文学的自然美学的“合法性”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而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实质是运用“审美权力”对文本作出的正确价值评判。“文化现场”的思路并非简单地否定“经典诗学”观念的文学研究方式，而是在原有观念和方式的基础上，拓展当下文学研究的视野。面对当下中国文坛“审美权力”多元化的局面，当下的文学研究最紧迫的不是寻找“经典”并急迫地进行审美价值评判，而是研究当下的中国文学究竟发生了什么?或正在发生什么?作为文学研究者介人当下文学生活的一种方式，我们不仅要关注这些文学文本为何在这个时代流行，也要关注这些文学文本在这个时代流行的发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