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早期马克思挪用了典型的黑格尔式分析框架，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其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问题的讨论上。学界已有的共识是，在黑格尔之前，市民社会与国家这两个概念的所指大体相同，在多数场合可以互换使用，一般的学术讨论并不在两者之间进行严格区分。在这种背景之下，黑格尔堪称借用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对立，明确区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第一人。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领域，市民社会所体现的是人的“特殊性”( Besonderheit , particularity )，在这一领域中，人以“特殊性”(欲望、偏好等感性动机所促发的，自我导向[self一二gar<ling〕的特殊福利和特殊善)为其行为的对象和目标，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是对立性的、冲突性的;而政治国家所对应的是人的“普遍性”( Allgemeinheit, universality)，在这一领域中，人有意识地(个体知道并主动希求)以普遍性(理性因素所促发的，他者导向[other-regarding〕的整体福利和整体善)为其行为的对象和目标，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是和解性的、互补性的。黑格尔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上所创制的这样一种分析框架，对其身后的思想史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早期马克思在探讨政治与社会问题时，所使用的正是直接或间接承自黑格尔的这样一种二元分析框架。如果将论域限定到《论犹太人问题》一文，这一点将会体现得更为显著。    

具体而言，此一时期的马克思一方面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裂定义为近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认为“政治解放……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得到解放”，确立“市民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间的二元性”。另一方面，此时的马克思在批判市民社会(相当程度上可对应于其成熟期的“资本家社会”)时，并没有从市民社会带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抑或市民社会造成了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这样一些阶级视角和经济视角人手，而是仿效黑格尔，从市民社会体现了人的特殊性，即人的“利己性”( Egoismus, egoism; Eigennutz, self-interest)和“孤立性”( Unabhangigkeit , independence这样一种更为一般性的伦理视角切人，对市民社会进行了批判，“政治解放……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同样值得留意的是，早期马克思在论述国家时，也没有从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倡导并维护了形式的、虚伪的自由和平等，而非实质的、真实的自由和平等这些视角人手，而是追随黑格尔，将国家视为人的普遍性之体现—“类存在”( Gattungswesen , species-being)和“共同性存在”( Gemeinwesen, communal being) ,认为国家中的生活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类存在物”。但是，现代国家仍然应当受到批判，因为现代国家所体现的普遍性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政治人”是“一抽象概念( die Abstraktion des politischen Menschen) "，国家中的人是“抽象的公民”。简言之，追随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分，把特殊性与普遍性对举，构成了早期马克思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基本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