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莫言的《蛙》的理解评论界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那个姑姑是不是罪大恶极?是不是应该忏悔、应该死无葬身之地?这就是我们对一个人物要进行道德评判或者文学评判时肯定要涉及到的一个方面。人们就此写了很多文章，观点都不一样。有的人说“姑姑”是在执行一个公务，所以她的行为是合理的;还有的人说她是不对的，那么狠心，想那么多法子把这个计划生育工作推行下去贯彻到底，甚至是发挥性地贯彻到底，所以她是罪大恶极的，虽然最后她要忏悔，但是改变不了她是一个应该被打入地狱的恶魔这一本质。那问题就是我们必须找到一个站得住脚的标准来衡量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来评价她?拿出什么理由来支持这个评价?郭道晖的这个观点给人一个很大的启发就在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了不起的作家，他不是一个法学家，但是他内在地有一个非常好的尺度。我们看莫言写的这个姑姑，在我们国家最开始认为生得越多越光荣的年代，她去做接生工作，做得非常好，大家都很赞同她。后来到了计划生育时代，她想出各种办法挖空心思地来执行政策。但是莫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从理性和政策的角度来说，姑姑执行这个任务始终有着很大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同时姑姑也有一个非常好的生命的尺度。你们看她后来几次想去追赶逃往外地超生的孕妇王胆她们，其中有一次写得非常好。姑姑在夏天汛期的河上快要追到王胆的时候，她一只手伸过去快要把他们的船抓住了，但发现对方马上要生产了，当时对方的丈夫说“我剁掉你这魔爪”，但莫言在这里就很四两拨千斤地叙述道—姑姑说:这不是魔爪这是一双承接生命的天使的手。这句话说明姑姑在发现对方已经要生产了的瞬间变换了自己的身份、成为了一个接生婆，而不再是一个计划生育的贯彻执行者要去把这个婴儿扼杀掉。这说明莫言把握住着一个很好的底线，尽管姑姑是一个计划生育的积极执行者，但是面临一个生命马上要诞生的情况，她立刻就转换了自己的角色，成为了一个迎接生命的天使，这就是一个人物内在的最基本的底线意义的一个尺度，即对生命的珍惜。结合我们前面所说可以看到，这个姑姑始终展现着作为一个生命主体对自己的“一厘米的自主权”的正面把握，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尺度。所以《蛙》这个作品里的姑姑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我们对其无可挑剔，至于计划生育这个政策对不对，那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我们永远无法简单地做出一个判断。这就告诉我们，要去评价一个问题必须找到一个着眼点、一个标准。所以我们看这个姑姑貌似一个恶魔，很多胎儿由于她的计划生育执行行为被扼杀了，就连她自己后来都忏悔了，嫁给一个手艺人做很多娃娃，它们象征着每一个她被扼杀掉的小孩，但是实际上她每一次都并没有真的像一个恶魔一样去恶意地伤害一个生命。从某种角度来说，姑姑只是一个计划生育的执行者，从道德和人性上来说她没有任何罪过。当然从姑姑自己内心的角度来说，她要忏悔，但是从我们其他人的角度来说，姑姑并没有在人性上有真正的过失，不需要忏悔。这样我们就给出了一个较有说服力的评判。    

不管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研究法律、法治文化还是研究政治，我们就是要给它找出合理性合法性来，让这些问题最终能确定性地予以解决。所以现在我们研究长篇小说这种现代性的文本，确实需要基本的法理的思想来帮助我们理解、评判作品，否则我们的分析永远流于很“软”的、感性的层面上。我们根据这个意识再来看莫言，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小孩，在开始写作以前没上过正规的学校，虽然他读过很多书、通过自学有了一定的文学素养和积淀，但是主要是生活给了他这些磨练和智慧以及对生命的非常深刻的理解。    

莫言的长篇小说，有那么一两部给他个诺贝尔奖都是可以的，他的很多中篇小说、短篇小说也可以说篇篇够到给个诺贝尔奖的水平。所以瑞典文学院并不是不专业，它的水平是很高的，只能说评奖以来漏网之鱼是肯定有的，但是进这个“网”里来的绝大部分都是经得住历史和时间检验的。下面我们以莫言的两个作品为例来看看他对中国当代公共生活问题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