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1.1研究背景

新中国成立伊始文坛上掀起了红色革命历史文学的创作热潮。茅盾在1960年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的报告使用了“革命历史题材”这一概念。大量优秀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不仅在当时大受欢迎，现在也备受各方学者的关注，根据这些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也在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十七年文学”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在公众视野内，从不同的角度再次诊释了十七年文学的红色经典。

一大批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形成了一个丰富坚实的长篇小说群落，人物是小说通过情节，依托环境表现的核心。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以二元对立模式为基础，文本中人物形象非正即反，主要划分为正面和反面人物。其中各色各样的英雄人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例如：朱老忠、杨子荣、江姐、林道静、周大勇等等。这些英雄人物形象也成为这个时期中国文学成就的象征。然而作为英雄人物的对立面，反面人物形象，例如：座山雕、蝴蝶迷、徐鹏飞、冯兰池、余永泽等等，同样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其受关注、研究的程度却远不如正面人物。在十七年时期大环境下，反面人物形象的创作受到主流话语权力的支配，更多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及其思想性而忽略审美属性的探索，包括同一时期相关的评论文章，从中也可以发现强烈的主流话语色彩。阶级成为这一时期反面人物形象塑造的最深刻的烙印。引用季羡林先生的一句话似乎恰到好处“思想性霸占了垄断地位，艺术性成了一句空话。”总体看来，反面人物形象除了作为英雄人物的对立面被提及外，只有某一类型的反面人物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因此，对于反面人物的研究显得较为单薄。

1.2研究现状

考察和比较各种形象体系的发展进程和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研究的理论成果的确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这一时期反面人物形象缺少血肉充盈、富有艺术风采的典型人物，同时也缺少理论上的深入探讨和艺术上的独创精神。在反面人物形象的创造上，这里似乎设置过形形色色的禁区，流行过各种各样的公式，外表形体的漫画化、性格特征的脸谱化、思想情感的兽性化都曾是严重存在的通病。梳理关于十七年文学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形象的研究，其中就某一种反面人物形象类型或者对某一部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形象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而整体研究此段文学中的反面人物形象的成果相对较少。对此命题研究成果多为期刊、评论性文章以及学位论文，专著形式的研究较少，在研究此段文学历史的专著中会有或多或少的章节提到相关论题。

对某一类型反面人物形象的研究，如地主形象、汉奸形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土匪形象等，成果较为丰富，其中对地主形象以及汉奸形象的讨论尤为突出。例如：张德刚(《20世纪50年代抗战小说中的地主形象》(2007)、刘妹青《十七年文学中地主形象的共性与个性一一以<红旗谱>为例》(2010)、《七年小说中的地主形象研究》(王雨田，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汉奸形象初论一一以“十七年”抗战题材长篇小说为例》(杨丽，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类型化书写与异质书写的缠结一一“十七年”小说地主形象研究》(陈礼辉，湖北大学硕士论文，2011)等等，这些只是其中一部分的代表，能够从中看出，对于单一类型的反面人物形象，学者己经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深入探讨。

从整体研究此段文学的反面人物，其成果也不少。例如：李复威《关于当代文学反面形象塑造的思考》(1984)、徐成《试论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人物塑造的类型化与个性化》(2010)、徐汉晖《探析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反面人物形象》(2010)、韩颖琦《重新审视“红色经典”中作为“他者”的反面人物》(2011)、《革命的他者一一十七年小说中反面形象研究》(王永春，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十七年小说中丑角化人物形象研究》(李永青，河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 w…这部分研究成果各有侧重点，对于反面人物也有不同的称呼，大致从女性、中间人物或者审美功能等不同的角度对十七年反面人物进行梳理、讨论，并对形象的擅变和作用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关于十七年时期反面人物研究的专著相对就更少了，大部分都只是专著的某一章节涉及反面人物形象。程光炜《文学想像与文学国家一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1976)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四章论述了反面人物分类、称谓以及命名的意义；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一一论1950, 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九章论及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妖魔化塑造……

1.3研究价值与意义

众所周知，十七年文学是“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产物，抛开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从审美与意识形态两方面入手，对这一时期的反面人物形象进行合理的梳理与研究，探索反面人物塑造的动因，无论是对丰富此段文学的研究成果还是对完整小说人物形象的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以四部作品为例，总结概括十七年时期反面人物的总体特征，并深入剖析反面人物阶级身份与道德、人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反面人物人性的善恶是如何受到阶级身份影响等问题，都是对十七年文学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反面人物形象研究的一个新的思考方式。再从同一时期反面人物批评以及影响反面人物形象塑造的元语言出发，探析反面人物形象塑造的种种原因，力图从不同的角度，完成对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反面人物形象塑造的进一步探索。反面人物的定义与审美模式

十七年文学，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段文学既沐浴着新中国成立文学开放的曙光，同时又受到政治因素的把控，历经了长达十几年艰苦的战争岁月，迎来了胜利、和平的生活图景，在此背景下作者创作出大量以回忆、歌颂、斗争为主体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以此来纪念、缅怀艰难的生活以及珍视来之不易的胜利。

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探讨了文艺与政治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核心内容也成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党的核心文艺政策。“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于政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都是贯穿解放区文学至七十年代的核心思想。在统一文艺政策的指导下，十七年文学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具备了属于该历史阶段的典型特征一一“在既定的意识形态框架内讲述革命的历史题材，以证明新政治的历史合理性与来之不易，这是革命历史小说的思想特征。而全程全景式的史诗性架构、事关民族存亡的宏大叙事以及作者对叙事的自主性干预则构成革命历史小说主要的诗学特征。”在政权的影响下，小说主题大多集中在讴歌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而前文所提到的史诗性，宏大叙事的诗学特征，《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等等作品都是典型的代表。

谈及十七年文学，就必须全面考虑对其影响最大的主流话语权力因素。虽然放弃文学自身的审美属性而完全从属于主流话语权力，这是不可取的，但是在新中国刚成立阶级社会大背景下，文学要和主流话语权力完全区分，毫无联系，这又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普列汉诺夫曾指出：“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注意到艺术，自然就总是偏重于采取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它为了本身的利益而使一切意识形态都为它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服务。”除此之外，不仅仅涉及主流文化与文学二者之间的矛盾，十七年文学自身也充满复杂性。“‘十七年文学’尽管自有其基本的属性和本质的规定性，但它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绝对和纯粹，而是呈现出极为矛盾复杂的状态：它既是高度‘一体化’的，又是充满‘异质性’的，是一体与异质的复杂缠结。”因此，在看待这一段文学历史，分析这时间段的具体作品时，不能单纯地抛开主流话语权力影响因素，只论作品的文学审美性特征；同理，只通过主流思维的眼光来审视十七年文学，忽略其自身既高度统一又充满异质的复杂性，也是不可取的。

二、小说反面人物

2.1反面人物定义及其判定标准的流变

人物、情节、环境是小说的三个要素，其中人物是小说通过情节、依托环境所要表现的核心。对于人物形象的分类也存在多种多样，有从人物本身具有的性质为标准来进行划分，也有以人物在作品中的作用为标准来进行分类，等等。它既追求类型化，又拒绝类型化，从而使人物分类学注定只能是一个永远不能完成的学科。

举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观众或读者在看电视剧或是看书时，时常提到一个问题：某个人物是好人还是坏人?“好”与“坏”这是对人物最直接最初步的判断，也是道德标准潜移默化起到的区分作用，同时也是我国长久文化形成的共同心理。而“好人”和“坏人”在文学创作中，可以视作是对应的正面与反面人物。“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里所塑造的人物，都存在正面和反面两种，也就是被否定和被肯定的两种人物。这两种人物的每一种，又有多种情况。比如，正面人物，既可以是极伟大、极崇高的各式各样的英雄典范，也可以是具有各种不同缺点不那么崇高、伟大，但基本上是被肯定的人物。反面人物，既可以是罪大恶极的典型的坏人，也可以是不那么坏、不那么丑，但基本上是被否定的人物。”这段话不仅点明了人物形象的分类方式，同时还指出了正反人物之间二元对立。虽然“人物形象都存在正面和反面两种”这一说法有待商榷，但无法否认这的确是我国长期以来的思维倾向。文学人物的分类方法多种多样，那么正面与反面的人物分类则是特定时期和环境的产物，难以考证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区分是谁第一个提出，在解放初期，这样的划分方式就被广泛提及。正面人物是被肯定的，反面人物是被否定的，二者互为前提而存在，同时又是相互依存并相互独立的。

反面人物是被否定的对象，那么什么样的反面人物才会被否定呢?综合考虑主流话语的影响以及文学自身审美复杂性，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反面人物概括为：“反面人物，是指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反动的、没落腐朽阶级的典型。它是作者批判、暴露和鞭答的对象。”作者通过书写反面人物，暴露并批判其反动品质，来突出正面人物的光辉高大形象以及抒发历经十几年战争艰苦岁月的苦闷情绪，从而达到歌颂新政权，排除异己势力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反面人物的定义，是从此段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寻找规律的一个过程。其定义的概念也是流变发展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受不同的因素影响，人物形象整体表现出的规律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定义反面人物的主要根据因素，也会随之改变。新中国成立前后，划分反面人物的判定因素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从五四运动开始至新中国成立前，对于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正反判定，有着不同于十七年文学的判定标准。也许在五四时期，本不能以正面与反面来给人物形象分类，正与反并不适合此阶段文学的价值标准，但此处的正反是以道德标准为参照体系，对人物形象划分的方式。五四期间，倡导人格独立、平等自由，摒弃过去的封建旧道德，推崇新道德。这一套新道德体系也逐渐渗透文学世界，文学成为推崇新道德的文艺阵地。因此，道德成为了判断文学作品中正反人物的主要标准，善与恶、利己主义还是利他主义是分析正反人物的依据。少于主流话语因素的直接干预，此段文学中反面人物的塑造更加自由，能够更多地从审美角度考虑。人物形象之间的关系也更符合文学审美性，反面人物与正面人物的界定较为模糊，人性是人物形象更多表现的内容。

谈及道德，它是一个宽泛的价值体系，既存在善与恶，也包含非善非恶。非正即反的人物形象划分，并不属于道德价值体系的评判标准。简而言之，此段文学时期，决定人物形象的正反，是以道德体系为主要判断标准。符合大众道德审美趋向的，属于正面人物；有悖于道德价值体系、极端利己主义的，则属于反面人物。而其中也存在游离于道德边缘的人物，无法具体地判断善恶，非正非反也是人物形象的一种属性。例如：《子夜》中赵伯韬，在和吴荪甫的商业斗争中，设下陷阱坑害吴荪甫，破坏民族工业，再加上其荒淫的生活方式、骄奢的性格、洋奴精神，是极端利己主义的体现，也是道德所排斥、否定的行为方式；鲁迅《药》中的夏瑜，是充满热血的革命者形象，其革命行为是符合社会进步、寻找出路的有益探索。尽管其命运结局是悲剧，但仍然不影响人物形象勇敢、正面的性质；

《阿Q正传》里，对于阿Q人物形象性质的界定，是一个十分模糊的判断。阿Q受到封建势力的迫害，被人人欺负、压迫在社会的底层，是封建势力的受害者，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值得同情。但是他同时也欺弱怕强，妄自尊大，精神胜利法揭示了其麻木的心理。这个人物形象，他既有违背社会道德的一面但是又并未因此对他人带来过多的伤害，同时他又是整个社会中底层的受害者，那么阿Q人物形象的属性就十分的模糊，绝对的正面或反面判断对其则不太适用。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生活、行为的无形准则与规范，符合人类生存现状，顺应事物的变化发展。文学世界的人物形象遵循现实世界的善恶道德标准，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大体同步，这是此段文学在人物形象设定上遵循的原则。

不同于五四至新中国成立前这段时期，以道德价值标准作为判断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正反属性的情况，十七年文学时期，文学让位主流话语权力、阶级身份左右文学，干预文学，阶级身份成为了判定人物形象正反的关键因素。从道德体系转变为身份阶级，评判人物正反的符号变化反应出文学所处的大环境也随之改变。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其代表的主流话语权力“规范”着整个国家全面的思想文化以及制度的建设，社会群体的思维模式及行为方式也都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这一时期对于阶级成分的严格划分也延伸至文学创作中，尤其是反面人物形象，其阶级属性绝大部分都属于反动阶级，阶级成分成为了判断正反面人物的主要的标准。十七年文学在革命主流话语语境下，在这个既定的文学框架内，以阶级标准为中心的革命意识形态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受其制约，反面形象即使出现在文本中，也总是处于一种被忽略的状态，他们几乎失去了任何言说的实际权力，而是在作家的叙述中被控制、被定义并被动地实现着自己的所谓“意义”。

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划分清晰明确，正反面人物在被叙述过程中贴上了明显阶级标签。没有非善非恶的模糊标准，没有中间人物的存在，出现的人物不是高大伟岸的正面形象，就是反动落后的反面形象。这种非黑即白的文学审美叙事，也是特殊时期和环境的特殊产物。人物形象正反分明，身份阶级成为判断标准，这样的模式不仅仅只存在于文学世界中，现实生活也在严格执行。现实世界的经验在文学世界中先行，而现实世界难以复刻，无法切身体验，唯有文学世界能从另一个角度将十七年文学时期的主流话语权力影响几乎完整地呈现。

阶级成分把这一时期的正反面人物严格地区分开，(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军人、土匪恶霸等都是反面人物的典型代表。其所代表的阶级是革命的敌对阶级，其代表的利益也和革命的主力军无产阶级的利益相悖，因此以阶级的标准首先就否定了这些人物形象的正义性。在否定的基础上，无论这些反面人物具有何种性格和品质，都将成为被放大书写的缺点，从而由对单个反面人物形象的否定发展成对整个敌对阶级的批判。

2.2反面人物人性缺失的一元中心审美模式

十七年文学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人物形象按照严格的阶级标准进行正面与反面的人物划分。正面人物大多是属于无产阶级，即使部分属于其他阶级的都必定要经历革命的磨练，经过党的考验才能摆脱阶级身份的限制成为正面人物，拥有值得赞美的品质；反面人物则是属于革命的敌对阶级，其所有品质都是被批判的缺陷。正面与反面相反相对，且相互依存和独立，是二元对立模式的典型体现。从阶级到人物品质，肯定正面人物，否定反面人物。其中正面人物代表着十七年时期审美活动推崇的方向，而反面人物则体现的是审美活动批判的方向。审美活动所推崇和批判的，即指审美活动中的“审美”与“审丑”，在十七年时期，审美活动中的美与丑二元，则是作品中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概括。

美、丑是客观世界中两个相互依存、对立的客观存在。它们都有独立、平等且完整的价值和品格，并不存在单一方面依附的情况。在客观世界中，丑是人类自身和社会的必然产物，是一种独立并且完整的文化现象。它可以参照或者衬托美，但却不是为了美而存在。把美、丑看为客观世界中的二元，并把它们之间相互依存、对立并且独立的关系称作二元对立模式，这应该是符合现实世界中美与丑的地位和关系。人类的审美活动会受到各方面的因素影响，于是会根据主体的目的与偏好，对二元存在的任意一方有所侧重，并会巧妙地借助美与丑二元之间的关系来达到某种审美目的。无论主体有任何目的，其所有的审美活动都必须遵循且符合客观世界美丑的表现形式与关系。

在十七年“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大环境下，审美主体受到主流话语力量的影响，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接受，都可以从文学作品的主题、人物形象等窥见。传统的审美活动，美丑二元相互依存、独立的前提在此阶段发生了改变，主体的审美活动也未能遵循客观世界美丑的表现形式与关系，二元对立的审美模式内部也产生了异质性的变化。由于主流文化先行，十七年文学的正反人物形象在作品中呈现的方式走向了一个极端，丑也不再具有其本应在现实世界中拥有的独立品格与价值，而是“在审美活动中，尤其是在艺术创作的审美活动中，丑则仅仅只是美的一种反向参照物，一种美的附属和陪衬，它存在的全部价值和意义，只是反衬、突出，强调美，丑在此只是一种意在，而非实在。所以，丑与美的所谓‘独立’和‘对立’，实际上还是在美的一元范畴内的人文对立，即美丑一元对立模式。”这种一元化倾向的审美模式，在十七年时期贯穿始终。

审美二元中的丑“其外在的形态对于审美感观具有阻拒性，它不会顺利给人带来快感，但却具有一种吸引力，促使人们从对象的外在表象中解脱出，而关注于对象内部的真实和蕴涵的意味。”如此之说，丑更是一部文学作品能否表现出深刻思想的关键，是更耐人寻味的人物形象。一元化倾向的审美模式，导致的结果就是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形象失去了原本应有的审美意义，不管是其在文本中的位置，还是一个正常人物形象应该拥有的审美元素。在试图对反面人物形象进行深入分析时，却不得不发现对象内部的真实与蕴含并不存在。例如，《青春之歌》里，余永泽被塑造成一个自私、虚伪、迂腐的反面人物形象，就在作者极力塑造这个阻碍林道静走上革命道路的绊脚石形象时，却忽略了在革命动乱、人人自危的年代，余永泽的生活方式未尝不是一种更符合普通百姓生活的追求。在十七年的大环境下，作者为了凸显正面人物革命的坚定与伟大，忽略反面人物人性的真实存在，选择自己追求的生活方式这一情节本是再正常不过，但在作者笔下却被无限放大甚至批判，不关心或者不理解革命，这就是敌对阶级。人物形象最本质的人性，在强大的文学主流话语力量作用下，变得虚无。又如《林海雪原》中，一大批土匪形象，不管作者如何成功地描写出了其蛮横、残暴、野蛮等形象特点，但终将不能改变缺乏细致深入的心理描写的事实。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也明显被作者放在不对等的位置上书写一一反面人物愚昧无知，与正面人物交手都不堪一击，其仅有的“胜利”也都是正面人物未出现的情况。反面人物越是笨拙无知，正面人物就越是聪明智慧。反面人物的一切性格，都取决于作者想要表现正面人物的什么性格……还有大量的反面人物形象都属于一元化倾向的审美模式，反面人物形象的人性缺失是这一文学时期的显著特征。

十七年时期审美活动过程中，美丑二元中对丑的忽略，是遵循主流话语权力的必然结果。美丑一元化倾向的审美模式，缺少了反面人物最关键的人性，从而失去了美丑人性间彼此拉扯的张力，使文章也欠缺了激烈矛盾的冲突性。小说作品集中表现的中心是人物，“小说中人物的灵魂建构，是感情、理性与形象的融合物。……它囊括了人类人性及其灵魂的所有历史积淀，也饱含着同时代人性及其灵魂的现实内容。”要在作品中建构一个完整、完美的灵魂，是指在审美范畴领域里所提出的目标，而并非是追求塑造出在道德与政治上都完美的人物。换言之，即使是正面人物，拥有在道德与政治上完美的灵魂与人性，但在审美意义上却不一定。而反面人物，尽管其灵魂丑恶，无法在政治与道德上构建完美的人性，但通过作者与批评者的审美烛照，同样能够在审美领域中构造完整、完美的人性灵魂。但是在十七年文学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文本中，在反面人物形象塑造上践行这一审美理念的实属少之又少。

尽管关于反面人物的上述情况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但从相关资料以及作者只言片语中，不难发现，作者面对反面人物人性灵魂缺失的情况，并不是视若不见的。对于此种情况，部分作家言语中透露出无奈，“小说中反面人物占很大比重或下功力描写这类人物的复杂心态是一个很大政治立场问题。”然而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反革命人物与革命人物又是文本表现的主要内容，正反人物作为美丑二元在叙事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缺少其中任何一元，文学叙事都难以完整地展开。作家不敢无视创作的主流话语力量的约束，由于美丑二元对立的思维写作模式，又无法回避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且在创作反面人物过程中，不能把其塑造得与英雄人物一样的高大伟岸，又不能写得太过不堪一击，实在体现出作者写作的困境。

一元化倾向的美丑二元对立审美模式，是十七年文学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遵循的创作审美模式，但同时也让作者的创作陷入了困境。反面人物形象人性的缺失，是可以从作品中直观感受到，而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纠结与无奈，则是无从体会的，至少从作品中我们是无法直观获取的。但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初步感受到作者的矛盾心理。也说明一部分作者在十七年文学时期创作的过程中，在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并不是只充满了战争胜利的狂喜亢奋以及对敌人的仇恨，面对主流话语权力的规范，也产生过怀疑和思考，但这份来自作家质疑的力量，在主流思维方式下显得尤其的微不足道。最后呈现的结果，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是符合主流审美倾向的、具有教化目的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