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的那场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今天我们纪念这个日子，就是为了更好地反思和总结过去，尤其是当年发动战争的国家，更应当反省战争罪行，让悲剧不再上演。德日都是二战发起国，又都是战败国，但两国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却截然不同。探寻其做法及深层原因，有助于我们在反思历史的进程中，更好地保持警醒，让任何有可能导致战争的危险及早暴露于世界人民的面前。

1  德日对二战罪责反省的不同态度

从总体上看，战后的德国能够认真反省历史并积极采取措施争取受害国人民的谅解。战后初期，刚刚经历战争的德国自身也是千疮百孔、满目疮痍，面对这一切，一些德国人自然地把自己也看成战争的“受害者”，很少去反思自己给世界带来的灾难。但这一状况很快发生了变化。战后的德国通过组织参观纳粹集中营及举行各种纪念活动，让纳粹的罪行公之天下，使德国人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冲击和震动，他们不再把眼光停留在自己所受的苦难上，更看到了这场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战争的残酷让他们深深体会到和平的宝贵；德国知识分子通过不断挖掘战争根源，开始反思并批判德国军国主义和“普鲁士精神”.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普通民众的参与，使得德国国民的精神得到新生；通过编写反应历史真相的教科书，正确引导一代代德国年轻人认清历史；通过纽伦堡公开审判，让纳粹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同时，也使不了解战争真相的民众受到教育和洗礼；通过对受害国大量的赔偿，逐渐取得了受害国的谅解。

反观日本，对战争罪责不仅没有反省，反而处处在美化、粉饰其战争罪行。表现在：日本不少领导人的公开讲话中，多次否认或弱化战争的侵略性；随意撰改历史教科书，妄图抹杀战争中所犯下罪行，严重误导下一代；东京审判雷声大雨点小，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至1958年4月7日，所有未服满刑期的战犯都得到了赦免，其中，有的战犯竟当上了日本政府要员；日本政府全然无视受害国人民感情，多次参拜靖国神社；2015年7月，安倍政府强行通过安保法案，根据新的安保法，日本自卫队在海外用兵将不受地理条件限制，派兵的性质也从原来的后勤支援变为战场支援。这种种做法充满着把日本带回战争时代的危险；此外，日本政府对受害国及人民仅支付少量战争赔款，对民间赔偿几乎不与理睬。

2  德国深刻反省战争罪责的原因剖析

德国能够在战后深刻反省，并主动采取措施打击纳粹和进行战争赔偿，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来自同盟国和他受害国及人民的强大压力

德国战争罪行之所以清算比较彻底，与同盟国强大的外在压力有着直接关系。早在二战结束前，美英苏就召开了雅尔塔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战后处置德国问题，会议决定由美、英、法、苏四国分区占领德国，同时，德国必须进行战争赔偿，以及彻底消灭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不久后召开的波茨坦会议对此再次进行了强调。由于同盟国的高度重视，德国对纳粹主义的清除比较严格和彻底。除了纽伦堡公开审判外，欧洲还设置了“纳粹战犯追究中心”，对漏网之鱼进行无限期缉拿，让他们面临终身追责的风险，这对纳粹分子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其他受害国及人民也没有放弃对德国的战争索赔，其中受害最深的犹太人早在战争还没有结束时就成立了和平研究委员会，探讨赔偿问题。1952年9月10，德国和以色列签订了《卢森堡条约》，德国共向以色列赔款34.5CENTURY亿马克。

（2）德国国内日益强大的反纳粹执政基础使纳粹主义和纳粹势力失去生存空间

德国清除纳粹影响的行动，既离不开盟国和受害国及人民的强大外在压力，也离不开德国国内坚定清除纳粹势力和纳粹分子的执政基础。二战结束一段时间内，这种清除并没有掀起高潮，虽然大多数德国人民反对纳粹暴行，但大多数德国人民认为自己与这种暴行无关。但随着成长起来的一代对历史真相的追问，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无法再对那段历史保持沉默。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声势力浩大的学生运动，把矛头直指德国纳粹历史及其在西德的残余势力。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库尔特·基辛格被要求下台，基辛格曾加入纳粹党，并在二战时担任外交部广播局副局长。次年，基辛格在大选中败北，以勃兰特为首的社会民主党联合自由民主党于1969年上台执政。勃兰特执政时期，他积极提倡“正视历史”，开始保护集中营等纳粹遗址，营建博物馆，组织一系列纪念活动。1970年，他在波兰访问时，在华沙的犹太遇害者纪念碑前下跪，这成为战后德国真诚道歉、彻底忏悔的最重要经典象征，也成为战后德国与东欧诸国改善关系的重要标志。时隔25年后，德国总理科尔在访问以色列时，再次跪在以色列的二战犹太死难者纪念碑前谢罪。德国领导人以自己的行动向世界展示了他们正视历史，勇于担当的形象，逐渐赢得了受害国及其人民的谅解。这种榜样的力量，反过来又进一步激发本国民众对历史的责任感。

（3）德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其深刻认识到解决好历史问题是其自身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发展壮大，德国尤其如此。德国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殃及了所有周边国家，因此，德国要想发展，必须与周边国家搞好关系，要想走向世界，则必须向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明确表明他们对战争的态度。德国发展首先要解决的是与宿敌法国的关系。在阿登纳总理的努力下，与法国的关系不断改善，最终达成和解，与法国一道推动建立起欧洲煤钢联合体，促成西欧进一步经济合作。勃兰特总理上台后，对外关系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推进东西方关系缓和。他提出“新东方政策”，强调在保持与西方关系的同时应当与东方达成谅解，在承认战后欧洲现状的基础上，努力改善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关系，并主动提出承担其历史责任。德国的这一态度，得到各方支持，尤其是取得了受害国的谅解，也为自己的发展拓宽了空间。1990年10月3日，德国在结束了40多年的分裂局面后，终于实现了统一。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国家，德国与他国关系的缓和，为其发展奠定了基础，德国贸易出口额多年高居世界第一。统一后的德国，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当前，德国在欧洲乃至世界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  日本对二战罪责难以深刻反省的原因

与德国相比，日本对战争罪责的认识相差甚远，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状况，与推动日本反省战争罪责的外在压力不够强大，日本政坛军国主义的活跃以及日本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对外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

（1）外在压力不够强大，日本二战罪责没有被彻底清算

二战结束后，由于受日本践踏侵害最深的国家大多是以前的半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低且没有发言权，因此，对日本的处置权就掌控在美国手中。但战后不久由于冷战序幕的拉开，美国出于在亚洲反苏反共的战略考虑，为了把日本扶植成远东与亚太地区的反共堡垒，不仅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没有追究头号战犯天皇的战争责任，也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这就为日本军国主义复辟提供了土壤。对于处于日本周边的其他亚洲国家来说，这颗炸弹何时引爆，将取决军国主义发展的速度。因此，当前受害国必须把历史的真相公布于众，才能让更多的日本民众来反思历史，阻止军国主义的步伐，阻止军国主义可能给日本绑上战车的危险。

（2）军国主义人物长期活跃于日本政坛，严重阻碍了日本对战争罪责的反省

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分子是二战的发动者，战后理应受到法律的惩处，但是在美国的一再纵容和庇护下，一批当年的军国主义分子不仅被释放而且重新掌管了日本政府，这些军国主义者上台后自然不会对战争罪责进行反省，只会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例如，当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1948年被释放后，1953年作为自由党候选人参选，并当选日本众议员，1957年2月任首相。任首相期间，一直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同时推行扩军政策。战时曾任外务大臣的重光葵也是甲级战犯，在1949年11月假释后，再次任职为外务大臣。当这些战犯重新跻身政坛后，一方面加快了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的复活膨胀的步伐，另一方面也使得大批主张铲除军国主义的进步人士受到威胁，遭到迫害。

（3）日本的地缘政治环境及对外政策上的亲欧亲美，使其无视与亚洲邻国搞好关系

与日本不同，德国是一个中欧内陆国家，受害国就在自己周围，要融入欧洲，必须改善与周边各国的关系。而日本是一个岛国，国土面积狭小且人口众多，资源匮乏并极端依赖进口，始终面临着生存危机，因此，日本文化中有很强的学习强者并服从强者意识，中国盛唐时，日本多次派“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但近代中国衰落后，日本就放眼于欧美，脱亚入欧成为其近代以来的指导思想，不仅学习欧洲的政治经济制度，更重要的是，日本也走上了与欧洲资本主义一样的扩张道路，扩张的对象就是东亚、东南亚，试图把这些地区的国家变成其殖民地。虽然二战战败，但在他们眼里，向一个曾经的殖民地、曾经的被侵略国家，尤其是那里的人民道歉，这对长期以来自视高人一等的民族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日本文化根源、地缘政治及其表现出来的外交政策，使他们很难向实力不如己者认罪、反省。同时，战败后的日本也没有像德国那样被盟国分割占领，而是长期由美国独占，一方面美国默许甚至鼓励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另一方面，美日安保体制的建立，又使日本因有了美国的保护而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根本不把亚洲邻国放在眼里，因此，让他们向曾经被其侵略的国家道歉看起来真有点“强人所难”。

综上，同样是二战发起国，同样是战败国，为什么德国可以被原谅、被接纳，而日本却不能，反而一再挑起事端，原因一目了然。通过比较，可以得出：只有对战争罪行真心悔过，才有利于取得受害国及人民的谅解；只有对战争罪责有担当，才有利自身的发展壮大；也只有对战争灾难经常反省，才有利于激起人们对和平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