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被认为是神启示人类的话语，分为旧约和新约两大部分。全本《圣经》总共66卷(天主教和东正教收人《次经》，公教73卷，正教77卷)，旧约39卷，是犹太教的经典，原文为希伯来文，为基督徒所沿袭;新约27卷，原文为古希腊文。目前，《圣经》已被译成大约2 000种文字，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阅读人群最多的一本书。而《圣经》在中国的翻译也有着悠久的历史。

一、早期的《圣经》汉译

早在公元前3世纪，《圣经》的翻译便已开始，随着传教活动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推进，圣经在传教过程中也被翻译成了不同的语言版本，方便了世界各地的教众进行阅读并深层领会《圣经》的教义。公元7到8世纪，圣经首次被译成中文文献一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主要讲述人类的堕落、弥施诃(即弥赛亚)的降生、救主在世的事迹等，并介绍了景教人华、盛衰的经过，也记载了景教经典《尊经》翻成汉语的过程。这一时期，《圣经》的翻译主要依靠传教士口授，中国文人笔录。景教在当时的中国一度历经了两百年的昌盛，但由于儒道文化占据主体地位，佛教教义对国的影响也极其深远，所以，《圣经》汉译译文在教义方面并没有做到很好地切合原文意思，译文的文风十分接近于佛经翻译，只是在涉及到比喻性内容时才显得比较忠实于原文。景教汉译作为《圣经》汉译的开端，其翻译活动一直未得到重视，汉语语言文学历史上几乎没有关于唐朝基督教传播的记载。

二、16世纪至17世纪的《圣经》汉译

基督教在经历了两个世纪的消沉之后，再次由罗明坚父与利玛窦神父传人中国。16世纪末、17世纪初开始的天主教著作汉译与早期的汉译类似，也是由传教士口授或者初译，再由中国文人进行润色与调整，译文大致可以传达出文的意思，但并无法触及文本的精髓。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法国传教士贺清泰与他的译作《古新圣经》。

1770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贺清泰来到中国。当时的中国明令禁止任何传教活动，传教士们很少有机会面向民众进行面对面布道，但书籍的传播却从未被禁止过。在这种情况下，自话文译本的优势就变得越来越明显。贺清泰采取了一种迂回的办法，先将武加大《圣经》译本翻译成满语，然后把满语译成汉语自话文。他的译作《古新圣经》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部汉语自话文版本《圣经》译作。《古新圣经》指的就是《旧约》。贺清泰的自话文译本讲求通俗与顺畅，译文的文字个人特征明显。关于这种翻译方式，贺泰清的考虑是:之前的许多传道士在翻译过程中过度强调保留原文本意，但汉译《圣经》的目的在于传播基督教义，因此，译文的文风只要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做到通俗易懂即可。因而，这一时期《圣经》汉译比较鲜明的历史特点即在翻译过程中用自话文代替官话，脱离了佛教翻译用语对《圣经》汉译的影响，首次挑战了汉语世界的秩序。

三、18世纪至20世纪的《圣经》汉译

18世纪至20世纪是汉译《圣经》的一个鼎盛时期，具中，最者名的是‘“马士曼译本”与‘“马礼逊译本”，俗称“二马译本”。

  18世纪初，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巴设曾将《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翻译成中文。而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19世纪初才开始着手圣经汉译的工作，第一本中文译本于1822年首次问世，译者为著名的英国传教士马士曼，因此，这本译作被称作“马士曼译本”。马士曼与拉沙经过16年的辛勤劳作，把整部《圣经》全部译成中文，以《圣经》为名于1822年在赛兰坡出版，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圣经》中文全译本;而第一位前往中国传教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于1807年抵达广州开始从事传教与《圣经》汉译工作。1823年，他和另一位新教传教士米怜合作完成《旧约全书》之后，又出版了中文《圣经》全译本《神天圣书》，史称“马礼逊译本”。从此，完整的中文译本《圣经》才首次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这一时期的《圣经》汉译延续了16至17世纪使用自话文的方式，并进行了深化发展。马士曼与马礼逊在翻译过程中都希望自己的译文能够在正确传达原文本意的基础上更加贴近汉语的表达习惯，使中国读者读起来更流畅。尤其是马礼逊，他在翻译的过程中坚持忠实与简易的原则，用其能够达到的最文雅、最忠实的词汇使教义表达更加通俗。

 四、近现代的《圣经》汉译

 1890年，新教传教士在上海召开大会议，决定出版一本全国通用的中文圣经，以减少市面上不同《圣经》译本鱼目混杂的现象，希望能达到忠于原文又行文流畅的目的。第二年，《圣经》重译委员会成立，耗时27年完成了文理、浅文理及国语三个版本的翻译工作，其中，“国语和合译本”最受欢迎，其以马礼逊译本为蓝本，进一步优化了译文的选词与表达方式，至今仍是最权威、流传最广的译本。和合本圣经的发行得到成功以后，基督教《圣经》的汉译进人了一个新纪元:翻译工作不再由西方教士主持，而转由以国人为主。朱宝惠与赛兆祥合译的《新约》(1929年出版)就是这段历史的开端。

 从20世纪初期开始，基督教的《圣经》汉译工作开始由中国人主持，翻译过程中也采用了当时流行的原文校订版本作为翻译参考的蓝本。用语方面，自话文的优势较为明显，故使用通俗自话文进行翻译，并便用丁大量的迪俗表达万式。

自话《圣经》的流行给现代汉语带来了大量新语汇(词、典故、短语等)，常用的词语如天堂、地狱、天使等词汇，被许多权威的汉语词典收录并为我们所常用，已成为现代汉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五、总结

《圣经》翻译研究是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的重要专题之一。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长达数千年，无数的外国传教士与中国士人为了在中华大地上传播督教教义付出了不少心血。《圣经》的汉译从在一开始并未找准定位，过度屈服于当时中国本土宗教的表达方式而失去自身的特色，直至17世纪《圣经》汉译才采用了既保留原文主旨又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翻译方式，其发展过程的艰辛有目共睹。《圣经》汉译的译者们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采取了不同的翻译方式与策略，因此，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译本特点也有所不同。

  回顾整个《圣经》的汉译历史以及对其特点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翻译并不是一项独立的工作，整个翻译大环境下的历史背景都会对译文本身造成很大影响，因而，译者需要采取的翻译方式与翻译策略也是有所不同的;二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学会适当取舍，根据翻译所需达到的目的平衡“归化”与“异化”的程度。像《圣经》汉译这样的翻译工作应适当保留原文的特色，同时使译文简单明了，让异国读者更容易理解基督教义。总之，《圣经》汉译是中国翻译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我们能从中汲取许多宝贵经验，从而更好地指导今后的翻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