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与时代命运的沉思
论文作者:同为论文网 论文来源:caogentz.com 发布时间:2017年01月10日

《独药师》描绘了似曾相似的人物画廊。在《古船》中,哥哥隋抱朴稳重、保守,弟弟隋见素激进、进取。《独药师》中也存在一对兄弟(当然并无血缘关系)。作为独药师的传人季昨非与作为父亲养子的革命者徐竟。兄弟俩虽然曾同在一个家庭,但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我”(季昨非)一心希望通过养生发扬家族的事业;而徐竟则立志以革命来完成对社会的彻底改造。兄弟俩看起来一静一动,一个是社会的旁观者,一个是时代的弄潮儿。然而,正如《古船》中隋抱朴在沉静中身怀济世情怀一样,“我”也不完全是社会的边缘人,也对时代的巨变有着自己的感悟。   

李泽厚指出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两条主线:启蒙与革命。回顾20世纪社会的发展时,“革命”无疑成为了历史的主流,而启蒙依然任重道远。一个视“养生”为职业的独药师传人,却不得不时时目睹由自己的哥哥及其同盟者以“革命”的名义造成的人的死亡、家的解体,同时还看到了追求长生的权贵们的穷凶极恶。作为独药师传人的“我”,亲眼见证了这个混乱时代无情、残酷的一面。即使是作为上一代独药师传人的父亲也难以与之保持距离:“我知道那些革命党人就是主张杀伐的,可是父亲却在暗中与之交往,赠予宝贵的丸丹,显然想让这些人长生……这样的一个人不可能专注于养生,也不会是一个好的传人,这可能就是他临终前的J{_鬼疚所在。”然而,在此基础上,《独药师》在更深的层面上显示出个体命运与时代风云的紧密纠缠。   

《独药师》为我们展示了多方面的革命。首先是养生上的革命。“我”在养生上需要经历不同阶段的修持训练,特别是最后的遥思需要摒除欲念。处于青春阶段的“我”在沉沦与克制之间反复摇摆。这无异于一场肉体的炼狱(革命)。其次是思想上的革命。“我”原本是革命的旁观者,由父亲、哥哥、老师等人潜移默化的影响,最后决定走出自我堡垒,从而完成了一种思想上的革命。再次,小说还写到了无数次革命者组织的革命起义。在小说的三种革命之间,前两种是中心、主要的,而第三种则多作为一种背景。上述三种革命在小说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父亲和“我”养生上的诸多挫折,表面看是个人的原因导致,实质上则是由于动荡、混乱的社会变革(或革命)所造成,而“我”由信奉养生到最终走出自我堡垒、走向广阔社会,仍然与现实社会的革命状况相关。从整体上看,《独药师》主要表现的是前两种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复杂关联。张炜对这种关系的艺术呈现,体现了他一贯的社会命运与前景思索。   

在张炜的早期作品,特别是在《古船》《九月寓言》中,他对社会生活的思考带有当时社会历史的诸多症状,如不堪回首的“文革”、困难时期的“饥饿”,可以说是一种“近观性”的思考。而在后来的创作中,张炜开始从一种空旷、辽远的视角去品味社会历史的得失,这在《你在高原》中已经有比较鲜明的体现,而《独药师》中的“远视”就更为集中。首先,小说叙述的是一段革命早期的历史,这与后来的大革命等有较大的不同淇次,小说选用了一个独药师传人的视角,具有一种“远观”的艺术效果;再次,小说表达的思想具有强烈的反思性,而这种反思恰恰体现了“远视”的特点。张炜的这种远视是有意“后退”的自觉追求。他曾经说:“越是好的创作、好的作家,与这个时期最普遍的事实—特别是大的精神背景,越是发生了分离。时代的精神背景相对于一些个体,正在往后退去。于是,某些个体越来越孤单地呈现和裸露在历史的视野里。”张炜用自己的创作努力实践着这种观念。思想性与《独药师》的创作追求   

张炜在几十年的文学创作中获誉无数,但也在一定时期受到了一些批评。张光芒就曾认为他“试图在传统文化道德善恶观的观照下重新整合战争风云遮蔽下的历史原貌,重构全新的历史描述与评价体系……在反抗现代文明的征途上一退再退,从形上道德的追索者坠落为传统文化道德实用主义直至成为封建性道德的牺牲品,实在令人惋惜。”虽然张光芒的批评有些尖锐,但对于张炜这一时期的创作却无疑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张炜后面的一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道德在小说中的另一种存在。正如贺仲明所言:“对历史的思考,典型地体现出张炜近期小说在融合道德与自然关系上的努力……这些作品判别历史的标准已经完全不再是传统的正义与非正义、政治上的是与非,而是以自然和生命、道德和伦理为中已。”张炜虽然选择了某种让人质疑的后退,但他却坚持了某种最基本的底线。可贵的是,他没有摆出一副卫道者的姿态,而是在坚守中努力发展、超越。这在《独药师》中有着更明显的体现。   

《独药师》书写了别样的道德世界。张炜对养生和革命的书写、思辨并不是以一种极为明确的立场去进行。相反,我们在阅读中正如同独药师传人那种时常忧虑的心态一样,既痛惜大量生命的牺牲,又对乱世中的社会深感不安。由此在一种极为矛盾的心态下,小说的道德批判、伦理书写就不再具有鲜明的社会、阶级批判色彩,而是上升为一种对芸芸众生乱世命运的伦理观照。换句话说,在《独药师》中,养生与革命真正要聚焦的是一种更为宏大的人的生命的伦理问题:如何从超越性的视角看待乱世中人的生命?从这一维度进行艺术创作,《独药师》便具有了强烈的反思性、思想性,小说的哲理色彩也呼之欲出。   

但是,《独药师》却没有抽象的说理,而是在娓娓的叙述中自然呈现对身体、生命的深邃思想审视。首先,《独药师》延续了作家前期作品(尤其是《九月寓言》)形成的创作惯性:对自然和生命的敏锐和倾。他曾说:“语言和图画携来的讯息堆积如山,现代传递技术可以让人蹲在一隅遥视世界·····一个现代人即便大睁双目,还是拨不开无形的眼障。错觉总是缠住你,最终使你臣服。传统的‘知’与‘见’给予了我们,也蒙蔽了我们。于是我们要寻找新的知觉方式,警惕自己的视听。”在图像与技术主导的时代,人类正逐渐失去身体的感知力和对外在世界的敏锐性。如何恢复人类的勃勃生命力?张炜对此作了回答:“人总是通过艺术的隧道去触摸时间之谜,去印证生命的奥秘。自然中的全部都可通过艺术之手拨动而进人人的视野。它与人的关系至为独特,人迷于艺术,是因为他迷于人本身、迷于这个世界昭示他的一切。”这是张炜1990年代初的感悟,而在《独药师》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他对“人”的这种热情。尽管《独药师》中充满两性、爱情的笔墨,但很多都点到即止,即使偶有欲望和感情的难以把控,却在高处有一种无形的牵引力将之束缚。不能不说,这种书写失去了早期作者力图“融人野地”的勃勃生命力,但也收获了更多的创见与思想,一种丰富、成熟之美得以显现。    

思想性追求与逆行性写作相互影响。张炜非常重视作品中思想的价值,他通过自己的创作主题和众多的“思想者”形象对此作了生动呈现。正如谭好哲先生所言,张炜“是以敏感的心灵和敏锐的思维触角直接切人时代进程中的矛盾、问题和人生人性的困境、异变,是面向现实的思想表达。”张炜虽然保持着对现实的思想思索,但他并不是对现实的亦步亦趋,而是以“始终不灭的伦理情怀”对其进行观照。这体现出张炜多年来秉持的“逆行性”创作特点:“只要人类还有顽强生存下去的愿望和追求,那么作家就要具备突破文化范式、反抗商业主义与网络影视娱乐主义相结合的那种勇气,保持一种平衡物质世界的精神力量。”文学是有关人类灵魂的艺术,《独药师》体现了张炜一贯的逆行化写作精神,也显现出以伦理情怀观照特殊的历史观念。但我们却感受到思想的锐利与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曾经的锋芒,或者说,当我们在本文中以“拯救与毁灭”去表述小说时,无论是拯救、毁灭还是养生、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感觉到这种主题的潜在消解性。这或许是张炜在文学创作的思想追求中不断跋涉之后所达到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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