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小说作品中的乡土气息
论文作者:同为论文网 论文来源:caogentz.com 发布时间:2017年03月08日


贾平凹当然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多少还有着赵树理写农村题材小说时的“问题意识”,却不是做简单的社会问题的演绎。贾平凹的“问题意识”是基于个体历史创伤记忆及现实体验,他与莫言、阎连科这些作家一样,是最后一代有着完整乡村经历的作家,有切身的劳动经验、经历乡村的政治动乱年代,尔后又目睹乡村的现代化进程。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效力逼现一种现实精神—正如王光东所认为的那样.能出灵魂来一方面是人物灵魂的深度及复杂性.另一面是看出作者的真城、深刻、独立,直面人生的灵魂    

在谈到贾平凹的叙事伦理时,谢有顺曾用刘再复有关文学创作四个维度的观点来概括,也就是文学除了“国家·社会·历史”的维度,也应当有另外三种维度:叩问生命意义的维度;超验的维度,也就是与神对话的维度,和“无限”对话的维度。这一点不单可以看作是对贾平凹个人叙事伦理的总结,对于整个乡土文学来说也有着不一般的意义。乡土文学的百年历程中,很多时候,我们都急于想要在乡土之上建构什么,释什么。这也就使得乡土叙事一直不够从容,也就是说极少能够传达出真正的乡土气韵,乡土世界的整体感。往大的方面说,表现出来的就是前面提到文学的四个维度的缺乏;简单地说,也就是鲜见丁帆对现代乡土小说特质的提炼:“三画四彩”—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具备这些,或许才能体会到费孝通所说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贾平凹是至今在作品中仍然具备这一特点的作家之一,熟人世界里的日常逻辑,家长里短中的人性纷争,生老病死中的哀怨挣扎,天地自然下的人生常态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显现体察,细琐繁复。至于地方的风俗风情自不待言,这是他小说生成的天然背景。他意在穿透那些风景风情来展现社会细节时,是以医生的眼光来把脉乡村的历史与现状;打量乡土混乱迷局的同时,究其人性的裂变及人的精神处境,“疾病隐喻”也就成了贾平凹乡土小说的又一特质。    

《古炉》一方面去还原20世纪60年代乡村的物质形态—日常生活、生老病死,另一方面是去剖析动乱年代乡村的精神形态—革命的源动力,变异的精神及伦理。小说一开篇就讲到村民各式各样的病,圈画了一个“病村”的形象,古炉村人的病自然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乡村极度贫病的写照,但是,“所有的病痛都是社会的病痛。身体是个体与社会接触,承载社会各种情境的直接接受体,身体所感知的喜怒哀乐、疼痛隐疾皆是社会状况的另一种呈现。贾平凹在小说中设置“善人”的角色,他给村民看病,其实是在说病,用伦理道德来诊断病情。柄谷行人认为:“‘政治与文学’不是什么古来对立的普遍性问题,而是相互关联的‘医学式’的思想。且将“政治二字置换为更为广大的社会生活,也就是说,当作家在以疾病作为对社会现状的隐喻,往往在剖析病理时,也意在批判。《古炉》如此,关注乡村政治的《带灯》,也是这样。    

带灯是在综治办工作的一名乡镇干部,她本名为“萤”,只因不喜欢古书中“萤虫生腐草”的解释,于是改名为“带灯”,意为像萤火虫一样在夜晚自行带一盏光亮,这是一种精神自洁的意识。带灯的文艺气质是她仍然葆有一份理想情致的保护膜,她喜欢去小河边读书;隔三差五地给元天亮写短信,抒发内心的郁积情感,寻求精神的寄托;带灯很在意身上是否有虱子,也就在于不想也不愿与置身的环境相融。正因为有精神自律,相比于其他的乡镇干部,她对村民的疾苦有着本能的同情,不辞辛苦地为他们争取利益。但是,她的困境也就在此,一面是须要面对自身工作的职责,阻止村民上访,这也就导致在一次次堵截,一次次用钱或者暴力来解决上访的问题时,并没有根治原因,相反还引发了更为严重的暴力事件;另一方面,她自身的精神理想在面对村民的贫穷与愚昧,软弱与蛮横,她无法找到一种平衡及解决这种局面的有效途径。小说的结尾带灯幻上了夜游症,这种在夜晚失去自我意识,任由身心处于不自知状态的精神病症,与带灯想要自带光亮的自我警醒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亦是对现实的莫大讽刺,而带灯混沌的精神隐喻不也正是乡村政治的迷局所在吗?    

2016年的新作《极花》叙写的是胡蝶被拐卖的经历,由开始的反抗,到慢’R融人,再到最后即便是幻想被解救出来,也无法在周遭冷眼、误解、歧视的眼光中生活下去,只好再次回到被拐卖的小山村。胡蝶的处境,我以为就像是乡村自身及乡下人的处境,在中国式的城乡分割制度下,他们的反抗都具有一种命运式的寓言性及悲情。《极花》的后记这样写道,“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但在打击拐卖的一次一次行动中,重判着那些罪恶的人贩,表彰着那些英雄的公安,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荒花?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是谁夺走了乡村的女人?当贫痔的乡村依然要以一种非法的、残暴的手段来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乡村得以延续下去的方式。有人,才会有烟火,乡村也才有希望。贾平凹看到的是在乡村血腥与残暴背后,掩藏着更大的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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