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礼教观念之重，是不断加深的，孟子之重礼，也体现在其对婚姻礼仪的重视方面。其处理色与礼的灵活态度和立场，也同样体现在对婚姻礼仪的处理方面。    

首先，他认为男女结合必须遵守一定的规范、礼仪。“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灼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仍然肯定男子娶妻、女子嫁人的心愿乃是人性之根本。但是对于“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的男女不合礼之行为则表示否定，并指出此种不合礼之行为乃是父母、国人都鄙视的。〕尤其是儒家观念基于男女之别，男女相合的婚姻礼仪必须遵循父母之命媒灼之言，这才更符合当时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孟子认为“男女授受不亲”乃是男女之别的一种交往表现，男女交往必须咯守一定的礼仪规范，不能逾礼而行。那么在婚姻方面，更要遵循一定的礼仪规范。有学者表示“‘男女授受不亲’不仅是一个男女之间的交往问题，实际上包含着观念上的对妇女的蔑视，而且还在男女之间实实在在划上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把妇女从政治生活中排挤出去，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打人另册，这实质上是男尊女卑观念的深层次发展。然而实际上，儒家礼教的规范性并不仅仅是针对女性而设，孟子所言“男女授受不亲”也是建立在男女有别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前文也讲到，孟子在抉择“色”与“礼”的时候是持有灵活的态度和立场的，如果在“嫂溺”等特殊情况下，男女之防也要退后，而是生命为重，仁爱为重。    

其次，孟子在对待男女结合的规范上持灵活的态度。虽然男女婚配需要遵父母之命媒灼之言，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是可以不告父母的。例如孟子与万章讨论“娶妻是否一定要告诉父母”的话题时，孟子所采取的灵活态度。万章引《诗经》的内容，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万章问孟子，为什么舜那么信守娶妻必告父母的信条，自己娶妻的时候却没有告诉父母。孟子回答说:“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忍父母，是以不告也。”万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则吾既得闻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万章问了两次，为何尧和舜都不将舜娶妻之事告诉舜的父母。孟子告诉万章，因为是怕舜之父母对此婚姻进行阻挠，而无法行嫁娶之事。在孟子看来，男女结合是“人之大伦”，如果父母阻挠，使婚姻不行，那么这种做法是不利于人类发展和后代繁衍的。同样，针对此情况，孟子还曾表示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在孟子之时，传种观念仍然备受重视，而男女结合不仅仅是两性之好，更是关乎国家社樱、人类繁衍的基本问题，因此男女结合的婚配之事也要在“情”与“礼”的权衡中灵活处理。    

最后，虽然孟子认为婚姻中的许多礼仪规范可以灵活对待，不同的情况要分别处理。但是孟子观念中对于男女之别、男主女从的界限划分还是甚于孔子的，并且明确表示了为人妇所要格守的规则。例如，在景春同孟子的一则关于“大丈夫”对话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孟子对妾妇之道的描述。此则对话中，景春问孟子，公孙衍、张仪算不算“大丈夫”。孟子予以了否定，并对“大丈夫”的含义做出了界定。其中与“大丈夫”相对比，他提到了“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里他明确指出，妾妇之道乃是“顺”，以顺为正。在春秋战国之际，受西周之礼仪影响，男女之别为甚，男主女从的两性模式已经被社会所认可并肯定为最符合礼教的模式。这不仅仅被认为是男女有别基础上的一种合理分工，更认为是能够有利于家、国发展的合理两性结构。基于男女之别及当时的封建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的拘囿，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被认为是合礼的，并且能促进男人之事业、婚姻家庭之和谐发展的。现代心理学的性别差异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此种现象的进一步加剧做出了相对的解释。性别差异理论强调基因遗传所产生的生物学上的差异，其把两性的心理区别和性情差异看作是一种本能，是生物学的原因造成的，是其不可改变的天赋。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男女两性有不同的性情、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深度、处理事情的方式等等，而导致这些不同的原因，是男女两性在先天生理层面存在的大脑结构的差异、神经机能的不同特性、感官机能类型不同等等。这种性别差异理论，也对孟子学说中的男女两性观做出了一定的理论支持。继孔子之“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之后，孟子更是将妾妇之道确切表示为“顺”，女子与“内、顺、从”等字眼开始脱不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