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美国语言政策的历史沿革进行简要回顾后，笔者拟从下面两个方面探讨相关启示。

(1)对认识语言本质的启示

从表面上看，美国各个阶段的语言政策都只是涉及对相关语言(少数民族语言、英语或英语之外的欧洲语言、亚洲语言、非洲语言等)的选择问题。问题是，相关语言政策为什么能起到所预期的作用呢?这涉及到对语言本质的认识问题。

当谈到语言的时候，一般人往往都认为，语言是人类用来交流信息、思想和情感的工具。这一认识当然是对的，但没有把握语言的全部实质。语言既可以用来交流信息，也可以用来屏蔽信息;可以用来加强情感，也可以用来消解情感。换言之，语言不仅具有交际功能或工具性质，而且具有身份认同功能(赖特2012:8)。一切取决于语言的选择。在建国初期，对各种欧洲语言甚至土著语言的包容，反映了对语言身份功能的重视;嗣后对英语的推广及对其地位的提升则更多是对语言交际功能的重视，而“唯英语运动”等则更多地反映了对美国身份的认同，英语被赋予美国身份的符号功能;双语教育政策实施则兼顾了语言的交际功能和身份认同功能。事实上，这样的语言政策往往能得到一般民众的支持。将语言的交际功能和身份认同功能结合起来的愿望是任何旨在加强国家凝聚力的语言规划的核心(同上)。然而，在多语言、多民族国家里，这样的语言规划往往遭到一些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纯净主义力量的抵制。

美国外语战略的实施则反映了对语言工具功能的一种新认识，即语言是获取情报、信息的工具。以往交际一般都发生在“自己人”(本国人或与本国有良好外交的国家)之间。对敌对国或各种恐怖势力所操语言的了解如今已经成为美国国防的语言需要。

当然，语言还有文化与认知的功能。一种语言代表了一种文化看待世界的独特方式。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当看到印第安土著语言的消亡时，一些美国描述语言学家深入到印第安人中去，记录描述并为这些土著语言创制文字。1990年，美国联邦政府甚至通过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语言法案《美国土著语言法案》来保护濒临灭绝的印第安语。然而，这样的法案并不是基于对相关土著语言的交际功能、身份认同功能的认识，得不到相关政府部门、普通民众的支持，以至于在“唯英语运动”和美国主流语言文化意识的浪潮中无疾而终。

(2)对我国语言政策的启示

作为世界上两个很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诸多类似的方面，都是拥有多语言、多民族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有悠久而广泛的语言规划实践的国家，但如同国家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前司长李宇明教授所言，语言规划研究存在诸多问题:

其一，对中国语言规划的三千年历史缺乏系统梳理，对百年来的中国现代语言规划缺乏科学总结，对中国当下的语言生活缺乏全面研究，对中国语言生活的未来发展缺乏逻辑预判。其二，对世界各国语言规划的情况了解不够、研究不够，对各种国际组织的语言规划关注不够、参与不够，对国际语言规划学的成果介绍引进不够。其三，没有全面及时地向外介绍中国语言规划的情况，因而也妨碍了国际语言规划学界从中国语言规划的实践中汲取学术营养。(李宇明2011:3)

笔者认为，美国语言政策的历史沿革可以为我们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提供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参考，具体包括下列三点。

首先，我们需要在推广国家通用语的同时要充分考虑语言政策对民族融合的影响，采取包容性语言政策，容许国家通用语与民族语言、方言“百语齐放”。推广普通话不应排斥民族语言、方言的合适使用，不能因为语言问题导致社会人群特别是少数民族人群的身份认同缺失，酿成不必要的民族矛盾。

其次，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角色和作用，制定科学的英语教育政策。“现在我国在对待英语这门世界强势语言上还是缺少科学政策和规划作指导。”(胡明勇，雷卿2006:92)英语作为英美等国的母语与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英语是一门外语，但更是参与国际竞争的手段。很多人只知道前者而忽视后者，以致产生各种错误的看法。在他们眼中，中国是英语学习的大国，英语学习者人数甚至已经超过了英语母语者人数;相当比例的中国英语学习者经过若干年的学习仍然只能掌握“哑巴英语”“聋子英语”;很多人因为英语能力不够或在各种英语考级中栽跟头而失去升学、晋升的机会;英语学习开始过早，占用时间过多，影响了母语的掌握;英语学习导致部分学生崇洋媚外……这些因素引发了他们对英语教育的广泛不满。最新的英语高考改革，用意之一在于削减英语在学生学习、升学中的“分量”。这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客观传递的信号却未必都是积极的，会让一些人产生英语不再那么重要、不必再学那么多的错觉。其实，英语作为语言，其学习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使用，与一般的知识课程学习不一样，不是学多与学少的问题，或是早学或晚学的问题。中国虽然是英语教育大国，但国民英语能力总体并不高。这与我们的教育方式、学习方式有很大的关联，而与对英语能力的要求无关。“如果对目前我国在英语教育领域出现的某些过激苗头放任自流的话，不但有悖于国人学外语富国强民的初衷，而且还会造成资源(人力、财力、物力)浪费，有损国家整体长远利益。”(同上)在笔者看来，这种“过激苗头”既可以是对英语的一刀切要求，也可以是对英语能力需求的否定或削弱。掌握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能力对中国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我国现代公民参与世界竞争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更有效地参与当今的国际竞争，不至于在全球化事务中被边缘化。美国语言政策不存在这一问题，毕竟它先天拥有这样的语言优势。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切实保证我们的国民掌握适用的英语能力，至少对大多数国民来说应该如此。我们更需要改革的是应试性英语教育方式、英语学习与英语使用之间存在脱节的英语教学模式，而不是简单的高考减分、学校减课时。

最后，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到语言政策并不只是用来解决与语言有关的问题或本国的政治、经济上的利益问题，语言政策的制定还可以关乎我们的全球战略利益(同上)。我们除了需要掌握足够的英语能力外，还要确定对外交往、联络的关键语言，储备相应的外语人才，特别是周边国家语言方面的人才。“衡量国家语言能力的基本要求是，世界任何地方发生需要国家解决的事件，国家都能得到合适的语言支持;当然更为远大的目标，是在国家发展中能够充分获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方方面面的‘语言红利’。”(李宇明2011 : 3 )这方面，美国最新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总之，从美国语言政策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一个国家的语言政策和规划不单纯是语言选择与实践的问题，更是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的重大问题性。制定语言政策，筹划语言战略(包括母语、方言、民族语言和外语战略)，是国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有必要从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语言的多重作用，对我国的语言选择和运用加以宏观引导，处理好国家通用语与民族语言、方言、外语的关系，从文化认同的高度对外语教育加以管理(陈新仁2008:l77>。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笔者认为，我国应充分发挥国家语言战略研究机构的智囊作用，科学研究和制定中国国家语言发展战略，充分借鉴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和欧盟及成员国国家语言战略研究的经验，制定我国面向世界全球化的语言政策和语言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