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是地球生命产生的源头，是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摇篮，占据着地球表面积的71%。地理大发现前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海洋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为沿海居民提供渔业资源和航运的便利。在这一时期，人类的海洋活动范围较小，海洋的自净能力足以抵消人类活动的不良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海洋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人类开发海洋的能力。工业革命以来，随着造船业、远洋航运、远洋渔业等活动的进一步开展，人类从海洋获取的资源越来越多，加上竞争的无序、国际协调机制的缺乏等负面因素的积累效应，导致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多样性面临巨大困境。以捕鲸为例，自人类各国开始远洋捕鲸活动以来，海洋鲸鱼的数量骤减，多种鲸鱼已然或濒于灭绝。

现代化文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依赖于海洋环境的良好管理。从人类活动的分布来看，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沿海60千米以内的范围，大量的城市群落位于沿海地带。与内陆相比较而言，沿海地区普遍是经济发展良好、生活富裕、人口集中的地区。海洋食物资源的供给、海洋矿产资源的开发、海洋航运的便利以及基于海运的国际贸易等优势条件，使得沿海地区在人类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地位。毫不夸张的说，海洋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海洋丰富的资源储备和便利的交通地位吸引着世界各国加大对海洋的开发利用，海洋战略成为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海洋越来越面临着严重挑战。诸如来自陆源的污染，特别是沿海城市污水直接向海洋排放;过渡的渔业捕捞，导致大量鱼类资源的消失和商业价值的降低;船舶污染、海洋倾倒以及海底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污染，是危害海洋生态的重要威胁。久而久之，海洋环境的承载能力严重超载，其自我恢复的能力不能抵消人类海洋活动的负面影响;海洋生物资源严重萎缩，海洋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甚至改变了海洋生物的食物链。

海洋环境的持续恶化促使各国采用新的管理措施和手段来突破传统的各国分散管理、单一资源管理、孤立片区管理的不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海洋保护区(MarineProtected Areas，简称MPAs)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海洋环境治理和资源管理方式被提出来，将以往单一的物种保护转化为整个栖息地的保护，以改变传统的单一思维，并纳入预防原则、生态系统管理、公众参与共同管理等新的管理理念，弥补过去管理上的缺陷。

“海洋保护区”作为一种有效的渔业资源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满足其他保护目的的管理工具，最早在1962年世界国家公园大会上提出，于20世纪末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国家管辖范围外的公海水域则面临着“公地悲剧”的尴尬局面，各国在尽可能利用海洋的同时逃避保护海洋环境的基本义务，导致国际海洋环境管理面临难解的困局。鉴于此，近年来，海洋保护区的建立和发展越来越向公海扩展，公海保护区的命题亦随之提出，国际社会开始积极地推动公海保护区实践的发展和相关法律机制的建构。在此过程中，首先需要国际社会就公海保护区问题达成足够的共识，形成能为国际社会接受的权威定义;其次，公海保护区的建立和管理需要国际社会的切实合作，并且需要在现行海洋法秩序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将会对现行海洋法秩序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并重塑海洋秩序。如何与现行海洋法规则如公海自由原则、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相协调，如何开展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以使公海保护区能审理建立并进行良善管理等是构建公海保护区法律机制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公海保护区法律机制的建立和发展无疑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以促进国际海洋环境管理的发展，同时，对于中国公海战略亦能提供相当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