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要是中国史书中的一种重要体裁。中国的正史，如二十四史，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记传”体史书。会要体史书，就性质而言，与正史中的“书”或“志”相近，是分门别类记载一代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政书、专书。    

会要体史书，就历史沿革而言，始于唐中期的苏冕。苏冕是唐大历以来的著名学者，尤擅长于当时的典章制度，其学术声誉颇受时人好评。《国史捕》卷下称:“大历以后，专学者……地理则贾仆射，兵赋则杜太保，故事则苏冕、蒋义，历算则董和，天文则徐泽，氏族则林宝。”前言唐德宗时，苏冕辑高祖李渊至德宗“九朝典章沿革损益之制，成会要四十卷”。前言至唐宣宗时，又有杨绍复等成《续会要》四十卷，于大中七年奏上。

五代诸朝，命柞虽短，但皆以奉唐之典章为尚，施政修律一袭唐旧，会要成了官员们的重要参考书。并州祁县(今山西祁县)人王溥，是五代、宋初时期著名的学者。他于五代后汉乾佑年间( 948年)举进士第一，历仕后汉、后周，官至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右仆射。人宋后，进司空、同平章事，监修国史。他不仅在苏冕会要及杨绍复等《续会要》的基础上，修撰完成了《唐会要》一百卷，又据五代史籍及自己的见闻，编撰了《五代会要》三十卷。    

人宋后，太祖、太宗右文抑武，尤重史学。修史机构超过盛唐，会要体史书也因卷帐浩繁，史料丰富，修撰历久不衰而独具时代特色。    本文之所以将会要体文献视为田宅典卖、倚当研究的重点史料，是因为《宋会要辑稿》在宋代史料中的独特地位。《宋会要辑稿》《宋史》及《文献通考》是宋代相关史料中极为重要的三部，通过对比这三类文献所反映的信息数量及信息质量，可以明确揭示会要体文献在本文研究主题上的重要性。其一，从文献所蕴含的信息量来看，《宋会要辑稿》远超另外两部文献。以刑法部分为例，《宋史》的《刑法志》部分仅有三万多字，《文献通考》的《刑考》部分有十六余万字，而《宋会要辑稿》中的刑法部分则达近七十万字。至于与本文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食货”方面的信息数量，尚未有精确的统计，但粗略估计《宋会要辑稿》的食货部分，达数百万字，其信息量更是远超其他文献。    

其二，从文献记载的信息质量来看，《宋会要辑稿》有着独特优势。宋史专家梁太济、包伟民两位教授在专著《宋史食货志补正》的绪论中指出，宋史志的“第一手资料，除了《宋会要》中也许有少量存留以外，今天已经很难搜寻了”;“《宋会要》中的多数内容，虽然都不是第一手资料，但却远较《宋史》原始”。绪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宋史食货志补正》对《宋史·食货志》所作的补正、解释，大量引用了《宋会要辑稿》中的内容，并且，这些材料往往比《宋志》中的相应内容更为详细。因此，从信息溯源的角度上讲，会要体文献也应当是研究田宅典卖、倚当相关内容的重中之重。    

会要体史书的价值既明，再以《五代会要》卷二六“市”、《宋会要辑稿》中的“食货”六一《民产杂录》、“刑法三”《田讼》为中心，看田宅“典卖”与“倚当”的历史进程。    学者通常认为，中国历史中的典，出现的较早，以物为质而借钱，在汉至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是社会生活中常见的现象①。文献中多以“I咕”“贯”等名词出现。不过此时，典的对象多是生活之物，而不是田宅。唐代的历史文献中，以田宅为典卖对象的事例虽有，但并不多见。唐中期以后，土地买卖与典贴开始活跃，及至五代，始成规模，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后周朝廷以核准之形式，批准了开封府之奏请，田宅的“典质”与“倚当”开始出现在法令之中。    

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六“市”载:    

周广顺二年(按:即公元952年)十二月开封府奏:    商贾及诸色人诉称，被牙人店主引领百姓，赊买财货，违限不还，甚亦有将物去后，便与牙人设计公然隐没。又庄宅牙人，亦多与有物业人通情重叠，将产宅立契典当，或虚指别人产业，及浮造物舍，伪称祖父所置。更有卑幼骨肉，不问家长，衷私典卖，及将倚当取债，或是骨肉物业，自己不合有分，倚强凌弱，公行典卖。牙人、钱主，通同蒙昧，致有争讼。起今后欲乞明降指挥，应有诸色牙人、店主引致买卖，并须钱物交相分付。或还钱未足，抵仰牙行人、店主明立期限，勒定文字，递相委保。如数内有人前却及违限，别无抵当，更仰连署契人同力填还。如诸色牙行人，内有贫穷无信行者，恐己后误累，即却众状集出，如是客旅自与人商量交易，其店主人、牙行人，并不得邀难遮占，称须依行店事例引致。如有此色人，亦加深罪。    

其有典质倚当物业，仰官牙人、业主及四邻同署文契，委不是曾将物业。印税之时，于税务内纳契白一本，务司点检，须有官牙人、邻人抑署处，及委不是重叠倚当，方得与印。如有故违，关连人抑行科罪，仍征还钱物。如业主别无抵当，仰同署契行保邻人，均分代纳。如是卑幼不问家长，便将物业典当倚当，或虽是骨肉物业，自己不合有分，辄敢典卖倚当者，所犯人重行科断。其牙人钱主，并当深罪。所有物业，请准格律指挥。    

如有典卖庄宅，准例，房亲邻人合得承当。若是亲人不要，及著价不及，方得别处商量，不得虚抬价例，蒙昧公私。有发觉，一任亲人论理。勘责不虚，业主、牙保人并行重断，仍改正物业。或亲邻人不收买，妄有遮怯阻滞交易者，亦当深罪。从之。

上述引文，不避冗长，意在说明:其一，“典质、倚当”四字并用出现在五代周广顺年间，即公元952年。其二，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房屋与土地，如同其他物品一样，也具有了商品的性质，可以用来交易或以其收益作抵押、清偿债务，这就是“倚当”。其三，“田宅”二字，虽然还没有出现在这个奏请中，但依文意，或者文中所要求的程序而言，其中的“物业”“庄宅”与“产宅”，当指土地、房屋无疑。当然，“田宅”二字明确出现，还要待人宋之后，因为那时的土地私有制将进一步深化，田宅“典卖”与“倚当”，如同吃饭穿衣一样，进人寻常百姓家中，由此而引起的诉讼纠纷也将充斥于《宋会要辑稿》中。其四，土地、房屋虽是物，且具有商品属性，但这是一种特殊的物。尤其是土地，拥有者与使用者不仅可以利用它来经营获利、发家致富，而且它还与拥有者、占有使用者的亲邻之利益相关联。不仅如此，政府的税收、摇役也与土地相关。其“典卖”“倚当”决不仅仅是当事人之间的事，还牵涉到亲邻之利益与国家的税收，故以法令之形式，规定一套严格程序以区别于其它生活之用品的交易与流通，也就必然成为当政者之所急。其五，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由于土地、房屋不仅可以交易变现，而且还可以“出典”借钱，以解燃眉之急，甚还可以利用其收益清偿债务。土地、房屋在交易或利用中的多项便利及好处，不仅有利于守信诚实的人，而且也给那些心怀不端的牙人、保人及业主带来了“投机取巧”的机会。这就是文献中不断提到的“重叠”典卖、倚当的不法行为。“重叠”就是指一物数卖、数典，即重复典卖与倚当，以诈欺之手段，获取非法之利。对此，法律严加禁止，并规定了惩治手段。    

从上述文献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田宅“典卖”与“倚当”已经在后周广顺年间并行出现。(二)房亲、邻人与田宅典卖、倚当关系密切，有优先权。(三)田宅交易必须合法，卑幼不经家长同意，不得私自交易。(四)交易时，须业主、邻人、牙人(即保人)共署结保，不得重复交易，以示诚信。否则，共同赔偿。(五)签立契约，到官府纳税。    

就此法令而言，后周政府对田宅典卖与倚当行为的规制，已初具规模。然而，田宅进人流通领域涉及的关系极为复杂，就国家而言，土地即便属于私人所有，其所担负的赋税摇役功能也不会因此而减少。因此，土地流转中，如何办理过割手续，赋税与摇役该由谁负担，以怎样的方式进行等等，都有待于其后的赵宋王朝来完成。    

尤其是土地的典，它使土地的管领及受益人从原有主人的手中脱离出来，是土地所有权能与使用权能分化的特殊形态，其牵涉的关系与利益极其复杂;既有双方当事人，也有土地上的亲邻，还有负责担保的牙人及中人。合约如何签订，各种关系人享有怎样的权利，负有怎样的责任，土地典卖后，受典人能否转典，出典人如何回赎等等，这一系列的关系与程序，也都需要进一步厘清。    

人宋之后，由于会要体史书编撰的主要史料，一是来自于《实录》与《日历》，二是来自于中央六部所属以及地方诸路监司所属之档案，故现存的《宋会要辑稿》“食货”与“刑法”两类目，尤其是其中的“民产杂录”“刑法·诉讼”之“田讼”等，是研究宋代田宅典卖、倚当之活动的宝贵史料。下面，我们就以此文献为中心，结合其它史料及学界研究成果，汇表考察宋代田宅典卖与倚当背后的法律逻辑与生活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