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这一概念不同的哲学派别有着不同的理解，就中国哲学视域下的“天”主要分自然之天、信仰之天和道德之天。自然之天可解释为宇宙的根本或者宇宙的总体，也可以解释为区别于人本身或者人类社会的外在自然界。而作为相对立出现的天、地概念较早可追溯到《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自“乾”“坤”二卦始，以“未济”之卦而末，讲述了宇宙造化之本和万物生生之源，万物生灭、生命的无尽延续皆因天地(乾坤)激荡相摩而得以大化流行。就是在这种传统天人观的引领下，贾思瓣认为宇宙共一乾坤，人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者，与天地之间是内在相通的，人只有敬天时，法地利，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而活动，才能实现人类的繁衍和社会的发展。     

“顺天时，量地利，用地少而成功多。任情反道，劳而无获。”(《要术·种谷第三》)这里的“天时”并不是指天道运行的规律，而是指特定农业环境中的气候以及时节因素;“地利”也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地理环境，而是指对农业生产有利的土地条件，如地形地势、地质地貌、土壤肥力、土壤疏松度等。所以，“敬天”也就是劳动者要顺应天时、敬重自然，遵循自然界气候、季节节律的变化而进行农业耕种和牲畜饲养，在此意义上的“敬天”还包含两层含义，即“因时制宜”和“不违农时”。书中记载“民春以力耕，夏以强耕，秋以收敛”它要强调的是农业的耕种方式要根据不同的天时来安排，如种植谷类:“春种欲深，宜曳重挞，夏种欲浅，直置自生。”这是因为“春气冷，生迟，不曳挞则根虚，虽生辄死。夏气热而生速，曳挞遇雨必坚培。”牲畜饲养也是如此:“季春之月……合累牛、腾马，游扎于牧仲夏之月……游扎别群，则繁腾驹;仲冬之月……马牛畜兽，有放逸者，取之不洁。”，上述是贾思瓣从“积极”方面提出因时制宜的生产方式。同时他还从“消极”方面提出“以时禁发”的务农方式，认为不管是农作物还是牲畜饲养都有自身时令生长规律，“不违农时”的目的正是保证它们能够顺应自然时令的变化规律正常地生长和繁衍，如“孟春之月，……禁止伐木。孟夏之月，……无伐大树。逆时气也。”“季夏之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无为斩伐。”“季秋之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仲冬之月，··…旧短至，则伐木取竹箭。此其坚成之极时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草木未落，斤斧不入山林。”。如此的“以时禁发、不违农时”，不仅仅尊重了农作物顺时生长，同时也是爱护自然资源，推进农业的生态化发展。      

“法地”，这里的“法”有效仿、遵循之意。所以“法地”就是指因地制宜，即农业生产者要遵循不同的地理环境进行相适应农业生产。《管子·地员篇》有强调“凡草木之土，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与《管子·地员篇》一样，《要术》也强调“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地员”而发展农业。因为他们都认识到“土地是自然生态系统一个重要的因子，它是由地貌、土壤、岩石、水文等多种自然因素长期的相互作用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所形成的生态综合体，它为农业的成长提供场所、水分、养料等，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条件。”土地自身的条件对农作物生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此，贾思瓣强调农作物的耕种要做到“肥、膺、高、下，各尽其宜。丘陵、坂险不生五谷，树之以竹林。”(《要术·种谷第三》引《淮南子》)，如书中提到的“旱稻用下田，白土胜黑土，非言下田胜高田，但夏停水者，不得禾、豆、麦，稻田种，虽涝亦收，所谓彼此俱获，不失地利故也。”(《要术·旱稻地第十二》)旱地与水田之间又有很大的区别的，旱地宜种耐旱作物，水田宜种喜湿作物，把握好它们的生长习性和土地自身的条件，不仅有助于它们更好的生长，而且也有效利用了各种土地资源，地尽其力。    

同时在“法地”中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农作物种植的类型对土地的肥力具有反作用，适宜的农作物的种植对土地具有保墒作用，“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季种，七、八月犁淹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粪同。”合理地处理好农作物种植与土地的关系，不仅能实现粮食增产，其土地保墒作用也能达到像用发酵过的有机肥料的施肥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