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北，父母为了下一代不断提供代际支持的同时，其家庭地位也急转直下，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相互交织的过程。从大集体时代算起，土地私有制到土地集体所有制转变的过程中，家庭中父母不再掌握生产资料，加之大食堂的昙花一现，剥离了家庭的生产和生活功能，随之而来的，是父母地位的第一次下降。分田单干之后，尤其是在当地打工经济兴起后，子女的生产能力丝毫不弱于父母，甚至远远高于单纯务工的父母，随着父母年老体衰，生产能力急剧下降，家庭财产创造和掌控能力决定家庭地位，随之而来的，是家庭财产观念的子代偏向和代际关系的松动，在弱伦理型村庄，必然带来父母地位的第二次下降。在生男偏好的华北村庄，人口性别比本就失衡，尤其随着近些年打工的兴起，本地婚姻市场中女性资源外流，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男性婚恋压力，这一压力，经人生任务转化为代际责任，进而成为代际负担，甚至是代际剥削，与之相对的，是不断水涨船高的代际支持力度。在代际支持中，华北父母不断透支自身生产能力。婚姻洼地所带来的子代婚姻压力，进一步蚕食着本就脆弱的父代经济基础，随之而来的，则是父母地位的第三次下降。与此同时，在多子家庭中，多个儿子媳妇还在竞争父母原本就沉重而脆弱的代际支持，作为父母，放弃调平，则意味着家庭矛盾四起，这是为人父母所不愿看到的，介人调平，则面对着手心手背都是肉的儿子们，在小心翼翼的艰难调平中，父母的地位进一步遭受重创，不仅伤身，关键很可能伤心。随之而来的，只要竞争性村庄结构不变、打工经济不变、家计模式不变、婚恋压力不变，则父母的代际支持和代际压力就不会变;同时，只要多子数量不变，父母在代际支持中的家庭地位和调平姿态就难以改变。如此，在结构和观念错位中，父母彻底沦为弱势一代。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对进城务工的子女而言，农业是弱质产业，收益有限，且受洪涝、干旱等自然风险影响大，农业收益极其有限,且面临着巨大的机会成本以及往返交通费用。L村以王天中家为例。夏季农忙半月，秋季农忙持续一个月，一天100元，一人误工费用至少在4500元，从经济账来看，回到家中收割农业收人，显然并非理性选择，那就有一个疑问:作为在外务工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回到家中“帮忙”呢?据笔者观察，其中有体谅父母等家庭情感的作用，但主要还是家计安排的理性驱动。年轻人在外打工，承包地本身就是父母帮子女耕种的，到了农忙季节，作物成熟，自然要回家一起收割，把自家承包地收割播种的同时，粮食换成货币，也一并揣进了自己腰包。由此，父母境地，可见一斑。     当老年父母的价值取决于其经济生产能力强弱时，家庭伦理也便完成了从伦理化向功能化的工具性转型。有基于此，当地出现“儿子媳妇住高楼，老头老婆住地头”、“养老如养狗”等极端恶劣现象，也便不足为奇。换言之，当地代际责任有多强，父母支持就有多大;儿子数量有多多，父母调平难度就有多高;父母代际支持有多大，代际压力就有多大，父母最后的结局可能就有多悲惨。由伦理型家庭向功能型家庭转型的过程中，家庭伦理式微，老年人的伦理角色弱化，经济工具角色凸显，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在养老方面，更多选择先自养、后轮养的养老模式，尤其是多子女家庭，每个儿子也不愿意多承担养老责任，这种情况下，家庭伦理式微，老年人不得不想办法自养;就村庄内部而言，足以承担老年人养老载体且又适宜老年人从事的工作，也就只有种地一项而已，如此，老人农业，便成为华北地区一道普遍的景观。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华南宗族性村庄，华北老人在家中地位已经由中心走向边缘，边缘状态的老人，其从事农业的年龄，不是以人生任务的完成为节点，而是以活到老、干到老为终点，一直到老年人干到干不动为止，子女才会迫于村庄舆论压力，接过赡养父母的接力棒，由土地养老转为儿子养老。    

综上可以发现，在华北老人农业的发展历程中，打工经济的兴起、发展，为当地老人农业的诞生，提供了前提性条件;而华北平原便利的耕作条件，又为老年父母轻松种田打下基础;同时，竞争性村庄结构形塑而成的压力传导机制和家庭伦理功能化，使得老年父母彻底沦为弱势一代，这就意味着老年父母必须自谋出路。自此，种地自养，便成为老年父母晚年生活的实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