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呈现出很大的复杂性，内部出现分化，外部联系增加，高等教育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以及这些集团和外部集团的斗争，都在持续加强。在高等教育的外部关系中，政府、市场、社会与高校四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权力博弈;在高等教育的内部关系中，学校与学校、学校与院系、学术与行政、师生与大学管理者之间也有矛盾冲突。

(一)政府对高校的过度干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开始加强对高校的十预。在新管理主义的影响下，政府制定出许多评估政策，按照绩效来分配公共经费，监控高校经费的使用，等等。长此以往，政府的管理模式与程序逐渐渗透进入高校管理之中，使高校的管理与政府的管理趋同。哈罗德·拍金(HaroldJ"Perkin)有言:“当大学最自由时它最缺乏资源，当它拥有最多资源时它则最不自由。这句话辩证地说明了大学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困境。在我国，高等教育原本就有很强的官本位文化，当下政府十预的加强使得高校难以真正做到自主发展。

我国高校不同于西方大学，权力结构的演化属于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过度十预，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高等教育的官僚化和高校管理的行政化，从而扼杀学术的活力。国家确定的“副部级”大学及其待遇，以及其他各种按照行政级别所进行的资源分配，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高校的行政约束。我国高校办学自主权之所以反复落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中，原因在于“放”和“收”的都是行政权力。我国高等教育的学术体制被纳入了一个非学术的权力体制之中，而这个权力体制的强大程度远超过学术体制本身，其内在的解构力量极为有限。因此，不只是学术，就连职称评定制度、学术奖惩制度、科研基金发放制度等，都存在严重的非学术化倾向。

我国高校长期在一种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中运行，必然形成以行政约束为主导的运作机制，使高校隶属于行政机构或演变为行政组织，由此引发一个严重后果:层次过多，机构臃肿，严重地影响到高校的办事效率与工作质量。

(二)高校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约束

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高校内部管理正在经历从传统的学院精神向经济理性转化，管理超越了学术而成为高校应对激烈竞争的动力源泉。十几年来，我国高校规模的快速扩张，使得高校变得更加扩散、不透明、无凝聚力。在高校内部权力结构中，行政权力的强大与学术权力的虚弱形成了鲜明对照。

我国高校的行政权力还在继续膨胀，而学术权力不断受到侵蚀，这样就出现了主体倒错。高校是人才培养的场所，高校的主体本应是教师和学生，行政人员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现在的情况是行政人员成了学校的第一主体，教学科研人员则处于弱势和附属地位。高等教育的资源通常是按照权力位格分配，因此，许多高校领导的最大目标就是升格，想方设法提高学校排名。为了满足高校排名所需的各项指标，学校调整发展方向，进行各项测评。这需要大量增加行政人员，行政人员为了应对评审，分配给教师各种任务，要求教师参加大量会议和填写表格。在这种安排中，行政人员数量增加并扩权，从而进一步助长了衙门作风。我国高校职能部门占有过多的学校资源，拥有过大的权力，它们更多的是在为领导工作，对领导负责，而将基层学术组织视作下属机构，将教师视作被领导者。

从制度的层面来看，我国高校从未真正建立起学术权力，学术权力严重依赖于行政权力。同时，这种状况也普遍地存在于高校内部的委员会和评议组织中。例如，职称评定机构、课题评审委员会等，这些都反映了我国高校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制约。在行政化的环境中，国内高校难以产生真正推动社会发展的学术思想，难以培养出具有创新思想和批判精神的人才，自然难以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

(三)高等教育的学术失范

高等教育的学术失范分为两个层面:一为技术层面，即作假、抄袭、贿赂、功利炒作等表层现象;另一为精神层面，即深层次的道德失范。在外部已被格式化的社会中，我国高校学术的自主性与自律性程度低下，学术共同体内部缺少规范甚至难以建立自身规范。

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发现，国内大学教授的商业行为与国外的最大不同就是，国内教授多是脚踏两只船，既是教授又当“老板”，而且多是依赖学校的资源，研究生则成为教授的打工者。无疑，教授兼“老板”的双重身份会导致学术商品化，这不仅使得昔口圣洁庄重的学府，演变成各种以营利为目的的“学店”，导致大学校园弥漫浮躁的学术氛围，从而引发学术失范，而且使一些教授渐渐失去了专业研究的兴趣和能力，同时也失去其早年建立起来的社会道德感和批判精神。专业研究能力的缺失，将会诱发高校教师萌生学术权威地位是否合法的情绪体验，产生“学术动机不良”和“伪学术”，高尚的学术研究发生了蜕变。

学术活动的过度商业化和学术失范，不利于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不利于学术生态圈的建设，这一点我们必须警觉。如果大学失去了守望社会的职能，不能给人类以终极关怀，甚至异化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另类机构，也就失去其独立存在的价值。高等教育的学术失范，引起了我国教育决策者的关注。出于对“学术失范”的一种无奈的补救，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强调“学术规范”，可收效甚微。这是因为，这种“学术规范”只是注重外在的形式化规范，如标点符号、引文注释、摘要的“细则要求”，而内在的实质性规范难以建立。

(四)高等教育的学术腐败

学术腐败是我国高等教育最受社会关注的问题之一。由于官学一体的制度安排，我国高校学术生态圈中还出现了价值倒错。一些校长到任后秉持上行下效的教育行政惯性力量，只对上级行政部门负责，这表明校长蜕化为官僚。一些教师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将其主要行为转为官场的逢迎。一些颇具学术潜力的教师，为摆脱清贫和受冷落的状况，为了以后能享受某级待遇，开始调整思路而跻身官场，他们把大量精力耗费在官场的吹拍中，这是当今大学的悲哀。学者官员化，非其所愿地寄生在一种既无压力又无动力的异质环境中;官员学术化，一些毫无学术根基的高校管理人员利用自己的职权谋取学术地位，控制着学术资源，学术科研变味走调，高等教育的本质出现异化。

学术腐败现象在我国泛滥成灾，有体制和文化方面的原因，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学术界官本位盛行，学术评价被当权者控制，很难有正常的学术批评。权与钱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联姻是产生学术腐败的根源。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我国高等教育长期运行于一种受“政治化”与“经济化”框范的秩序之中，在价值取向上摇摆不定，时而追求“教育政治化”，时而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高等教育的发展缺乏相对独立的学术运行逻辑和学术价值追求。高等教育领域，“为学术”的非学术活动猖撅，学术被钱权污染，“学术泡沫”越吹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