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加盟FEAR，从本质上讲与嘉纳(日本社会)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转变有关。嘉纳是日本教育界接触西方文化较早的一位，曾对西方进行过两次较为全面的考察，具备接受西方文化的可能性。第一次是1889年9月一1891年1月，嘉纳初到欧洲，历时一年零四个月。期间，他曾拜访巴黎大学分管初等教育的教务长费迪南·布伊松，并写下仰慕之词:“他是在法国能够摆脱陈旧思想的影响而提倡人文精神，宣示重要主张并付诸实践的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可惜，返日后嘉纳的武士道思想又占据了上风。第二次是藉1912年观摩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之机，考察欧洲和美国的体育文化教育事业，历时9个月，取得了丰硕成果。回到日本后，嘉纳将在欧洲的所见所闻做了系统整理，连续发表了《欧美巡游所感—我国普通教育应当采取的五大方针》(上、中、下)、《如何与世界各国相交融》以及《欧美巡游所感—体育的方针》等数篇文章，分别刊载于《教育时论》和《教育之实际》等刊物上。这次考察使嘉纳对西方教育和现代体育有所感触，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其与西方社会的联系再次中断。

促使嘉纳态度发生重大转变的是第二届远运会。1915年5月15日，中日“二十一条”协定签署完不到一周时间，第二届远运会在上海如期举行。“日本选手抵沪时，大会已经开幕两日”}25}，但仍能感受到中国政府对比赛的重视、精英阶层对体育的关注，以及民众因体育比赛而产生的凝聚力。比赛前夕，为了解决经费问题，袁世凯等北洋政府内阁成员捐助了两千大洋，并对远运会筹委会(主要由青年会成员构成)的工作予以了肯定:“你们为中国青年做的事非常有意义，支持你们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年轻人要有健壮的体魄，体育是再好不过的手段。n }26} 1914一1915年间，FEAR常委、该届远运会总策划柯乐克到厦门、广东、香港、保定府、天津及杭州等地做远运会的宣传和动员，得到各地青年会体育干事、中国社会各界名流的支持与响应。王正廷对远运会的意义予以极高评价:“我相信这是对东方的现代化和文明进程前所未有的伟大贡献。因宣传得力，比赛尚未开始大上海便已热闹非凡。赛会根据市民消费能力的差异设置了不同价位的门票，因而比赛门票早已售罄。

第二届远东运动会的隆重举行令嘉纳深受触动。比赛期间，中、日、菲三国领队召开会议，商讨远运会持续发展等事宜。迫于菲、中两国的压力，嘉纳答应承办1917年第三届远运会。筹办第三届远运会的过程，也是嘉纳(乃至日本社会)态度发生根本转变的过程。嘉纳逐渐接受了团队体育项目(team sports)，并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进行推广，同时也不再限制西方运动在日本的传播。布朗认为，这一转变是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对抗后的某种妥协。因世界大势所趋，嘉纳等日本精英阶层原先的体育教育理念遭受了重大打击，而试图将柔道推向世界的想法亦使其不得不做出适应西方文化的调整，嘉纳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

1917年5月8日一12日，第三届远运会在日本东京举行。布朗评述道:“五十年前，日本从闭关锁国中走出来，并以其自身固有的标准选择了现代文明的发展道路，但她忽视了体育的价值……，如今，她开始欢迎体育运动了。; }zs}远运会期间，会长嘉纳宣布日本正式加入FEAR。至此，由菲、中、日三个东亚国家组建的世界首个区域体育组织终于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