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来看《牛鬼蛇蛇》封腰上的一段话:“作品中的两位少年，李德胜和大元，一个山民、药学奇才、理发师傅、冥纸工艺师傅，他拥有悲惨生活，却有着清晰的人生，他以天才的敏锐与透彻，从乱象迷雾中抵达生命的真意;一个记者、作家、制片人、大学老师，他拥有大千世界，却不可自知，在似是而非的真相中苦苦思考追寻，最终回归生命本身。”这种广告式的商品宣传，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价值，也没有引起读者的多大兴趣，倒是马原的这种叙述方式给广大读者带来很大欺骗性。

“牛鬼蛇神”仅从词语来看，只要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主要指特定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前期的一种政治游戏，为“文革”时期的特定用语。这在小说第57页大元与李德胜对专政对象—牛鬼蛇神的交流中有所触及。按照常理说，马原应该怀着对历史的责任感去展现相应的历史场景、事件、人物或某种氛围，去展示那段难以诉说的时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和精神的创伤，去以文学艺术的形象还原历史的本原，抵达历史的深处，给人以警示。“对于作家来说，每一种文学选择必然都伴随着特定的情感体验和价值判断，其复杂的心态结构和精神活动具有着关联社会学、心理学、文学思维学等众多精神领域的泛文化内涵。”作家应该透过历史的迷雾，以现代思维去表现历史场景中的某种精神气质和精神境界。而《牛鬼蛇神》的标题借用了历史的名义来叙述故事，以很小的篇幅占据小说中的第一部分。一部长达35万字、380页的小说，讲述大串联的部分仅占64页，难以揭示历史在小说中体现出的主体性价值。尽管马原以叙述者的身份把“牛鬼蛇神”粘贴到大元和李德胜的身上，但是从他们后来的日常生活表现看，也没有体现出他们对历史的深刻反省。

更不可思议的是，马原为了显示其叙述才能，在小说最后谈到“牛鬼蛇神”的来历时，作了这样的叙述:“牛头突然让我来了灵感。小儿子与外公都属牛。牛，我一直喜欢与牛相关的意象，我的第一幅大画就有一只金牛，标题是‘躲藏在云上的金牛偷偷窥望那葡萄紫色的大海”与牛相关;有了，牛鬼蛇神!牛头马面不如它，牛气冲天不如它，对牛弹琴不如它，就是‘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如果结合小说第一卷的前言看，叙述者对“牛鬼蛇神”的理解很有问题。难道是现实与历史的错位?我们也很难从中理解到作者的用意。这种出乎意料的运思，虽然体现了叙述者的才智，但也让读者捉摸不透，不明其理。

我们或许能够揣摩到马原这种叙述方式的用心，即以敏感的历史词语去穿透历史的时空，揭示时代的荒谬，在人生的追逐中思考“人与人、人与兽、人与天地神灵”的辩证关系，但马原试图用以点带面、画龙点睛的叙述技艺去透视历史变化给人带来的种种生存焦虑，却扰乱了读者的思绪。《卷0北京》的卷首语“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该死······—一九六六年佚名创作歌曲:《牛鬼蛇神》”。这类历史词汇的导人，本可以强化叙述的历史感，可是行文中讲述的是13岁的大元与17岁的李德胜在北京串联并相遇。写大元与林琪的偶见，大元与串联的人到天安门广场去接受伟人的接见，这些人物的涌现都让位于对大元与李德胜的精心叙述。当然这为叙述者继续讲述故事作出了必要的铺垫。问题是，以马原式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脱离了大串联的具体历史语境，照样有他们相遇的时空地带，作者为何偏要打着历史的幌子吸引读者的眼球?从小说的后三卷来看，它们在叙事逻辑上也没有任何联系。小说始终围绕大元和李德胜的人生历程来叙述，但在后三卷中仍没体现出对历史的反思。

由于对历史的任意撕裂和日常生活的拆解，马原小说丧失了历史的厚重感和使命感。通看这部小说，我们发现他并没有付诸叙述者任何思想和哲理内涵。尽管他自作聪明跳进文本中信口开河地讲述一些看似高深的哲学知识，实则证明了叙述者的无知。挪用西蒙类似的叙述技巧，把杂乱的日常生活生拉硬扯进大元与李德胜的交往之中，显得过于僵硬。这种重复性的叙述，本身就是对作家个性消解的有力证明。一个真正学会思考和探索的作家，他会在小说的创作中不断思考历史与未来，更好地体现出自我对现实社会历史的审视和批判。

非常遗憾的是，在认真阅读这部小说过程中，个人没有感受到作者所要体现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批判意识。一个作家，如果在小说中，缺乏了必要的思想和批判精神，那么这部作品无论怎样玩弄新花样，其内在的艺术感染力总是显得苍白无力。尤其是作者尽量驱除“牛鬼蛇神”时代人的精神世界和表现状态，大量地任意穿插一些不必要的故事情节，冲淡了历史本应有的浓度。作者尽管对大元那些身边琐事和朋友的故事作了一些肤浅的日常性描述，但没有深人到历史的纵深处。马原“为了证明作品故事情节确实逼真所花的大量劳动，不仅是浪费了精力，而且是把精力用错了地方，以至于遮蔽了思想的光芒”。

我们为马原这部小说对历史浅层次的叙述深表遗憾。马原以平面化的方式、表面化的狂欢消解个体特有的精神生命，不负责任地触及历史，来展现当代语境下人的精神标识和价值体系，同时对历史观念和精神标识的逃离与弥散，明显地体现出马原式的虚无与荒诞。这种去中心化、去深度、无主体性、无确定性、继续玩弄叙述圈套的思维方式，都逐一体现在这部小说中。当然，这不仅是马原一个人问题，而且是最近20来年整个当代作家创作的通病。在冷静地审视历史和注重人性挖掘的同时，作家显然缺乏思想深度与历史感，缺乏一种真正融合进艺术的哲理性思考。

马原的的叙述观念，或多或少地影响了《牛鬼蛇神》的叙事力度和深度。马原否定“那些终生都在奔波的人”获得的经验，其实又是在自我否定。无论从北京到海南，还是从西藏到海南岛，叙述者都是从现实生活中获取的直接经验，但是由于马原自我否定这种经验，要求“经验省略”，所以小说遂出现了主体中心的缺失。大块大块地拼贴日常生活琐事，消解了人物的个体性，抹煞了历史的沉重感，祛除了作家对社会现实的使命意识，进而摧毁了小说叙述的终极价值。

其实，马原追求经验的阅读性，却在《牛鬼蛇神》的叙述中出现了知识性错误，这让马原天马行空的叙述个性、掉书袋的叙述方式大打折扣。作家在卷1海南岛的第一章《关于上帝造人》部分，提到“神与上帝”的关系，是违背常识的。马原依据《圣经·创世纪》说出上帝的疏忽，“水居然不是上帝造的”。马原以叙述者的身份认为这是他的第一个发现，把这个观点发表出来，“可能引起基督教世界很大的震动。”马原卖弄知识，可惜判断失误。有学者在一篇小文章中随便列举了几个名家名作就推翻了马原的结论，认为“马原先生‘负责任’地发表了可能会引起基督教世界震动的观点，其实早经人道，已不新鲜” 0

如果把马原对每一卷每一章每一节最后的大段议论当作马原人生价值观的体现，那么，把这些毫无必要的议论全部抽离出来，小说的主体部分依然成立，并且丝毫不影响小说的思想内涵，以空白的形式还可能为读者留下无穷的想象空间。可惜马原却以35万字的叙述篇幅，让读者不知道他最终要表达一个什么目的?这种无根的、没有任何历史与文化根基的思考和叙述，只是消解了作者的个性心理。“把极为严肃的问题与极为轻浮的形式”use靖和在一起，冲淡了小说的主题思想，混淆了历史的本质叙事。在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叶北言的长篇小说《一号命令》。同样是写文革题材，《一号命令》只有84 000字的篇幅，读来却句句经典，写出了世事沧桑、人事变迁的残酷惨烈场面，令人扼腕痛惜。但马原的这部小说没有体现出这样的历史沉重感。